台北“地方法院”决定在6月24日以证人身份，就新瑞都案传唤国民党主席连战及前国民党投管会秘书刘大贝出庭，让连战接受检方询问，并与刘泰英对质。

　　据报道，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30日已将传票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连战若出庭，将是台湾地区首位卸任副领导人出庭的案例，据了解，其出庭时的安全保卫规格 将比照李登辉。负责审理新瑞都案的合议庭，曾在去年11月12日，传唤李登辉出庭接受询问。

　　合议庭传唤连战，主要是因调查检察官对刘泰英的指控引起。检方指刘泰英在1999年到2000年间，指示国民党党营事业单位购买台凤股票，台凤集团负责人黄宗宏则交付新台币1.6亿元支票给刘泰英，作为回馈佣金，其中有17张支票共4484万多元由刘泰英收受后，转入他及两个儿子的账户内，涉嫌中饱私囊。刘泰英辩称转入其父子账户的款项，属政治献金，并强调是奉连战指示，为“2000年总统大选”筹措竞选经费和竞选造势活动费用，部分献金则由导演刘家昌、艺人赵倍誉和关中举办造势活动使用。为弄清该款项是不是“大选”经费，按照刘泰英的申请，法庭遂传唤连战出庭接受询问。

　　对此，连战办公室主任丁远超30日晚表示，办公室尚未收到相关传唤通知书，如果收到，连战将“尊重体制、尊重司法”，一切依法行事。

　　刘泰英，人称“泰公”，曾经一度叱咤台湾政、商、学三界，风光无限。

　　权倾一时的刘泰英是台湾苗粟县卓兰的客家人，出身贫寒，双亲早逝，全由大姐一手带大。刘天资聪明，少年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台大经济系，师从台湾著名计量经济学者刘大中，深得恩师宠爱。1966年，在刘大中的推荐下，刘泰英公费赴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在那里遇到了早他一年赴美的李登辉。据刘泰英说，当年留美求学期间生活贫苦，李登辉便常邀刘夫妇到李家吃饭，饭后两人把酒论政，从此订交。刘泰英与李登辉的这些因缘际会也极大地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

　　留美归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刘泰英历任台湾淡江大学商学院院长、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在政界也曾出任“财务部”关务署副署长等职，但都难言显赫。

　　1988年，李登辉接任台湾国民党主席后，刘泰英的前途开始峰回路转。为了控制国民党的财政大权，李登辉着手改组国民党财务委员会。1993年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长会主委徐立德离职前曾做过全面清查，当时的国民党党产净值逾千亿元。如此庞大的家当，自然要找一个心腹来好好打理。李登辉的人选便是与其素有渊源、时任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的刘泰英。

　　1992年，在李登辉的支持下，刘泰英出任持有数百家公司股票的国民党党营事业——中华开发的董事长，次年由他负责筹组国民党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96年改称为国民党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下简称投管会）。最终，刘泰英掌控了中华开发及国民党控制的七大投资公司，以及遍及金融、建筑、传媒、高科技等领域的600多家公司，总资产超过2000亿新台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大掌柜”。

　　时值李登辉在台湾大搞政治“民主化”，所有的政客都要经过“民选”。选举耗资巨大，其费用要从哪里来？一时间官商勾结、选举中进行内幕交易、黑道人物漂白从政以及以钱换权等各种手段大行其道。同时，政客们通过贷款、投资等手段向特定的集团输送利益，换取他们的政治效忠，并从中以政治捐赠、回扣等形式中饱私囊。这便是李登辉当权年代著名的“黑金政治”。而掌握庞大财权的刘泰英成为联结政商两界的枢纽，自然成了“黑金政治”的关键人物。

　　刘泰英接手国民党财政时，其账面已出现100多亿元的亏损。其后的六年内，刘为国民党赚进780多亿元之巨，为国民党当时上上下下所称道。而中华开发在他上台后九年内，其净值也从数十亿元扩张到上千亿元，刘泰英俨然成了最会赚钱的“大掌柜”。与此同时，刘泰英更成为国民党各级竞选的私房金库。作为政商勾结的枢纽，国民党通过他来维系与商界的关系，获取政治捐赠，维持政商版图，并利用各项投资拉拢地方势力。

　　李登辉认为，“他对国民党和国家经济贡献良多。”而刘泰英对一手提拔他的李登辉自然也不敢忘恩，“李‘总统’的话，我惟命是从。”一时间刘泰英权倾朝野。因为并无公职，他不必像其他政府要员那样受立法院的监督；由于其运用并非“国库”，不必通过议会预算。再加上深得李登辉的信任，刘泰英实际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党库通私库以刘泰英当时的身份地位，自然而然有许多人千方百计地与他拉关系。他也乐得慷党之慨，四下投资，扶危纾困。特别是亚洲经济危机期间，“泰公”俨然已成救世主，据说几乎所有发生财务危机的企业都曾上门求救，刘泰英则通过这些投资、纾困而获得相应的佣金和回报。法庭查明，刘泰英在投管会主委任内，将旗下中广公司所拥有的位于台北仁爱路黄金地段上的一块土地，以低于市值21亿元的价格卖给同属自己辖下的中央投资公司，然后由中央投资公司出售给宏盛建设，价格比购入价低3.6亿元。经过这番曲折，宏盛建设以低于市价24.6亿元的价格拿下了这块地皮，刘泰英则进账2.9亿元。刘泰英类似的生财之道极多。

　　2000年政党轮替，李登辉下台，形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刘泰英辞去了投管会的职务，但仍牢牢把持着中华开发。当时中华开发的总经理胡定吾是陈水扁的秘书马永成大学时的学长，关系非浅，因此得到陈水扁的信赖，一度是财政部长的候选人，且长期与刘泰英不和。一石激起千层浪刘泰英的地位在其鼎盛时期不可撼动，故此他虽然涉案甚多，但一直稳如泰山。然而在陈水扁当局期间，形势开始不断朝着对刘泰英不利的方向发展。导致刘泰英被彻底清算的导火索是新瑞都案。

　　2002年9月14日，新瑞都公司的大股东苏惠珍向媒体披露，指称前国民党投管会主委刘泰英收受自己提供的贿赂10亿元，大有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势。苏惠珍生于高雄，年轻时曾当选过高雄县议员，但之后因仕途一直不顺而转战商界。1998年，她组建新瑞都计划在高雄开发“大湖工商综合园区”。不过，预定开发案所需资金高达115亿元，但该公司自有资金仅20亿元。为了筹措资金，苏惠珍使出了浑身解数。她通过正公司的负责人李明哲与刘泰英接洽，希望引进国民党党产。据称，李明哲是“黑金政治”的专职“白手套”（即代人收钱者），专门负责在政商之间穿针引线。恰逢刘泰英当时正急于在南部建立新的政商网络，两人一拍即合，并达成协议，由刘泰英自己负责募集20亿元新瑞都资本，其余95亿元由以中华开发为主导，联合银行团贷款，而苏惠珍则允诺向刘支付10％的佣金。刘泰英通过旗下建华投资先行认购新瑞都股票3亿元，之后，苏预付1500万元至李明哲的账户，作为支付刘泰英配合购股的前金。但由于刘泰英未能依约在1998年3月底协助苏惠珍募集到20亿元，苏惠珍要求刘泰英向她签订“保证合约”，自己则承诺支付一成佣金，并陆续付给刘8000万元。其后刘泰英指挥辖下的华夏投资、德辉开发等国民党党营事业认购新瑞都股票，总金额约10亿元。为了推动新瑞都开发计划，苏惠珍还在刘泰英等人的授意下参与台肥、台凤两大炒股案，帮忙打点立委，并通过各种方式向刘泰英集团及相关人士支付了数额不等的佣金。但这一次苏惠珍在政客上的投资没有取得预期的回报。

　　因为新瑞都计划本身专业不足，土地价格又过于昂贵，银行团不愿跟进联贷，致使贷款案一直未能通过。而新瑞都因资金不能到位，银行又追缴短期贷款，造成工程停工。为拯救新瑞都，苏惠珍向刘泰英等人求援，但巨额资金一直不见踪迹。失望之余，苏不得不在后来的三个月内动用到她过去长期资助的“台湾独立联盟”人士、民进党“立委”及党政官员等各种关系向刘泰英等人追讨佣金，但一直未果。最后苏惠珍走投无路，便上演了一幕前女议员、商场女强人泪撒记者会，手握多年来保留的相关证据，向媒体披露“刘泰英涉嫌收取新瑞都公司超过十亿元贿款”的场景，同时苏的矛头也指向多名立委和党政高级人士，指证他们涉及多宗弊案，收受贿赂和非法佣金，诈骗公众钱财。之后苏几乎是每日一爆，日日新鲜，一时间横扫政商两界，受牵连者不计其数。

　　由于新瑞都案牵涉到李登辉的“心腹”刘泰英及包括内政部长的母亲、总统府资政余陈月瑛在内的众多党政商界要人，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该案一时间被各界视为陈水扁当局是否当真打击“黑金”的指标性案子。台北地方检查署前后约谈相关证人、关系人1000多人次，调阅案卷600多宗，收集到证据400多页，并对刘泰英进行了长达四个多月的审讯。最终在新瑞都案件的第二波检控中，以刘泰英涉嫌12件大案、10项罪状为由，将其控上法庭，并要求法庭对其判刑16年。此法庭应予以重判。庭审当日，刘泰英当庭否认了检方所有指控。不过，最后法庭认为刘泰英虽符合羁押的条件，但无羁押的必要，在限制其出境的条件下，同意他交保候审。法庭要求的6000万元新台币的保释金创下了台湾历史记录。而刘泰英凭其广大的关系网络，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就筹得这笔现款。据说点收这笔巨款所用的时间比刘家筹款的时间还要长，而之后法警为看管这笔钱更伤透了脑筋。权力之争刘泰英获得假释后，有关他在中华开发及中华开发工业银行的多项重要职务的去留问题，一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以“财政部”为代表的台湾当局一开始采取“冷处理”的态度，只说让中华开发召开董事会讨论刘泰英的去留问题。但据台湾媒体猜测，当局实则希望他能主动请辞。不想刘泰英以为“请辞就等于认罪”，对此问题一拖再拖。“财政部”因此对刘一度“逼宫”，态度强硬地暗示刘泰英：“一个位子都不留”，并希望中华开发及中华开发工业银行的董事会选举新的董事长。至此，刘泰英被迫接受既定事实，表示愿意接受“财政部”的要求，同意辞掉中华开发和中华开发工业银行的所有职务，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常务董事、董事等。这场纠缠数日的斗法最后以刘泰英失守、黯然离开自己一手发展起来的金融王国而告终。（人民网摘自《财经》）

编辑：屠筱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