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最想忘记什么？

　　朱力亚：从2004年4月起我想办法全部忘掉不想记忆的东西，爱情，学过的英语，全部忘掉。但还都忘不掉，一看到单词又认识了，没办法。

　　比方说《泰坦尼克号》里的“You jump, I jump”我一想起就特别感动，受不了。我和马浪一起看的，我们把台词换了一些 内容，比如“You love, I love”，“You live, I live”“You die, I die”。这些回忆有些傻气了吧。这一年我就不想英语单词，有的是刻意去忘记。想到英语，就想到马浪。

　　一个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为高年级学生上预备党员辅导课、担任学生干部、学习优秀的女大学生，从2004年春天迎来了自己的冬天。几个知情的老师显然代表了学校官方的立场和情绪：朱力亚被委婉地劝离公寓楼，独处在一间被她用黑色的窗帘遮蔽起来的屋子里。她开始撒谎，对同学、对父母、对老师、甚至在开始接触时对本刊记者。为了保护自己在这个对艾滋病有不太善良眼光的国度生存，她必须编造一个虚假的世界欺骗别人。更让她难过的是，学校委婉地让她提前毕业，尽管她刚刚念到大二。事实上，除了坚持保留的学籍，她失去了坐在教室的机会。

　　AIDS：你带我远离青春校园去流浪

　　人物周刊：你在外语系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

　　朱力亚：大二的时候就是外语系培训部的部长。我很自强。我感谢这个社会，让我有上大学的机会，还有很多其他孩子没有这个机会。发现携带病毒后，我不得不远离学校，寻找到目前这份工作。

　　人物周刊，一年来，你试图返回学校上课吗？学校有过拒绝的行为吗？

　　朱力亚：2004年8月的时候，我尽量对学校表现出我已经好了，我要返回学校了，但当时校领导用一个极没有说服力的理由拒绝了我。当时，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有资格选择自杀。我深爱了两年的人走了，把痛苦和绝望留给了我。学校却毫不留情地把面对巨大压力和众多困难的“问题人”逼进了复杂的社会。

　　你让我到哪里去？我能到哪里去呢？在学校里我有一个环境可以依赖一下，让我稍微调节一下。

　　我真是手足无措，没有人能帮助我。我仅仅是一个病人，甚至应该比肝炎病人更让人感到安全。我看到，这个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的校园，竟然在艾滋病常识普及的今天，做出了让我惊讶的决定。他们不能、也没有权力把我赶出校园，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因为我携带病毒，而让我流浪四方。为什么对年轻人这么不宽容，凭什么剥夺我在大学校园的自由？

　　人物周刊：老师是如何看待你的异变的？

　　朱力亚：2004年4月3日下午，系党支部书记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和我谈话，空气安静得让我不安。他绕了很大很大的圈子，一直谈到晚上。他问我万圣节过得怎样，问我是不是有一个外国男朋友。最后他就问我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发生关系，我说没有。他说，你知不知道，他已经到了艾滋病晚期？他也已经看出来了。他哭了。我看出来，老师是爱护自己的学生的。

　　老师问我，难道不恨他吗？我说如果人的头脑里都是仇恨多痛苦呀，多想想爱的话心里会好受一些。恨对此刻的我还有什么意义？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时间比较有限，哪里还有时间去恨？

　　人物周刊：学校如临大敌来对待你，不想承担有一个AIDS女生的负担吗？

　　朱力亚：我就说，就我个人和集体来比的话，哪个重要？学校可以掂量掂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威胁他们。我有言论自由，我可以谈我的想法提出我的要求，你当然也可以拒绝，我至少可以把我内心的东西说出来的。感谢慈祥的桂希恩教授、政府官员和疾病控制中心、甚至学校的各方努力，至少现在学校没有明确地把我赶出来，保留了名分。

　　我对学校感情复杂，它是我的大学，我爱它。如果他们足够理智、大度、理解，感染HIV病毒的我，是不会让他们蒙羞的，他们善待我，只会让他们得到尊敬。

　　人物周刊：你从老师和同学视野中突然消失了，他们怎么想？

　　朱力亚：他们都以为我出国了。我这个人有点离奇，做什么他们都不会怀疑。我在学校还是很风光，很popular(受欢迎)。每天早上6点钟就起来在校园里头看英语呀，很精神，有时候课不多就出去逛逛街。学习也没有耽误，工作还有恋爱都是齐头并进。我曾经是预备党员。当时有12个预备党员，我就对老师说学生太水。我说他们的思想汇报都是网上下载的，这能够说是合格的党员吗？因为感染后，我也不可能再入党了。党章并没有说，你有HIV，就不许你入党。其实我在心里，已经自认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人物周刊：你在大学有好朋友，一旦他们知道你是感染者，你能想象他们的反应吗？

　　朱力亚：我一直没想过要告诉他们。万一他们有一天通过别的途径知道后，他们还是会恐惧。他们会想起和我在一起的细节，我希望他们会回忆到我在细节上保护他们。比如吃饭。我从不在他们那边夹菜，吃得很少很少。也假装自己吃饱了。和他们一起，我很痛苦。我不能伤害他们的感受。

　　我希望他们看了报道后，相信我话之诚，我言之善。他们永远不会从我身上感染到HIV。我还想请他们原谅我：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他们，是不想失去这个世界上我为数不多的朋友。

　　恐慌，是我们的社会造成的。社会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而没有理由推脱。

　　人物周刊：你和别人一样，不敢说一句真话。撒谎是你保护自己的武器。

　　朱力亚：我戴着面罩，把痛苦埋得很深很深，不让别人看到。

　　我经常和爸妈打电话，问他们的情况，撒娇、把我最快乐的事情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就编一些快乐的事情给他们听。我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在他们心目中，我过得好，赚钱多，他们就开心了。但在家里怕他们发现我身心的变化。

　　这样保护自己很难受，不断地用一句话来圆另一句话，自己成了一个撒谎的专家和欺骗的高手，可以做高级演员了。撒谎可耻，但我们的社会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对待一个病毒感染者。我很痛苦，但表面还装出很愉快的样子。当学校通知我父母到学校，我对父母撒谎的时候，心很碎。我必须要欺骗他们，因为这是中国。我的父亲不是曼德拉总统，我不是曼德拉的艾滋病儿子。

　　是时候了。现在我全部告诉别人我的故事。我要卸下伪装的重担。

　　人物周刊：如果这种事越来越多，会不会有更多的学生遭受你的遭遇？

　　朱力亚：我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也是为其他人在争取权利。在当地高校，就我知道，已经有几个感染HIV病毒的女大学生。我曾经试着找到她们，但她们全部人间蒸发了。

　　艾滋病，它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普遍的流行病，而不是只局限于某一个群体。我是爸爸妈妈的女儿，其他孩子也是爸爸妈妈的孩子。

　　人物周刊：如果你想给中国大学生、年轻人说话，你最想说什么？

　　朱力亚：我感染HIV病毒，整个行为并没有出格，和中国的道德观没有冲突。其实归根到底，造成今天悲剧的原因来自多方面，首先，国家的医疗体制不完善，对留学生入境检查不全面。其次，那所大学应该承担所有责任，据说，这个学生是因校方疏忽而没有做检查。

　　我最想说的是，谈恋爱我不反对，但一定要把握住自己。希望全国的大学生兄弟姐妹，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性行为。

　　我想告诉中国的年轻人，中国的性开放已经20年了，该收了，我们也该清醒了。传统还是美好的。作为年轻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情感，这并没有错。可以愉悦，但要安全第一。

　　校长2004年9月和我对话说，你不要自责，大学生现在很多同居的，也不是少数，有性行为的很多，你运气不好。我听了很感动的。

　　公开自己之后，我有个梦想，再回到校园，给学生演讲，毕竟学校是中国最宽容的环境。我想警告他们，如果不小心，那么我可能就是他们梦魇般的未来。还有一个最大的理由，大学永远是我安全的港湾。我希望大学校园是我甜蜜的梦呓，陪伴我，到我离开世界。

　　经历了一年痛苦的朱，得到了许多人的精神帮助，桂希恩教授、湖北省和武汉市疾病控制中心，在朱力亚深陷痛苦的时候，给予不同类型的帮助。朱力亚还到河南文楼，去看被疾病折磨的农民，帮助一些艾滋病孤儿联系美国的一些基金会，申请救助。朱力亚看起来似乎准备好了自己剩下的时间里的日程表。尽管，痛苦时时地、不断地缠绕着她。2005年5月17日，朱力亚从河南文楼再次打电话，真切地说：“我真的很烦，真的……”

　　不论如何，艾滋病的影子让她无法真正快乐。所幸的是，朱力亚的故事打动了一个国际上致力于防治AIDS宣传的机构，她正在走进他们的视野。

　　朱力亚：我的花儿再次为谁开？

　　人物周刊：觉得很多事情想做已经来不及了？

　　朱力亚：是的。很多事情可以去 做，但对我没有意义，对别人倒是有意义的。如果能够为我们国家AIDS的防治做点事情，能让人有健康心态去面对它，也算是尽力了。

　　我公开自己，是为能拯救健康的人而公开，而不是为某个AIDS病人。让健康人不要遇到这个敌人(HIV)，现在我们打不过它。作为一个前途未卜的感染者，我呼唤让别人远离高危环境。

　　人物周刊：去年和今年你去了两次文楼村。看到那么多卖血感染的患者，和你有什么不同？

　　朱力亚：我是2004年10月8日和2005年5月16日去了两次。第一次去，我处于一种比较悲观的状态，自己离死亡线很近啊。

　　我感触最深的是，我比他们强，我甚至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才是真正的弱者，没有钱，没有知识，没有见过世面，在那里自生自灭。家里连10块钱都拿不出来是什么感觉？他们更需要帮助。在那待了3天，心情非常沉重，他们更像在地狱里头。我想，不是去救这些艾滋病人，就想救那些可怜的健康孩子们。对于他们，花再多的钱都是没用的，如果他们的孩子不能受到很好的教育，将来又是一条绝路。即便不卖血，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也会发生很多危险难料的事。

　　人物周刊：你说自己作为一个病毒的受害者，并不想报复任何一个人。在道德上谴责过自己吗？其实你手中也有一把刀。

　　朱力亚：报复是一种可耻的手段，不论是报复什么。这样做是恶性循环，也是不健康的行为。这把刀还是扔掉吧。

　　我不需要别人可怜我。只是觉得父母养我这么大，也读了这么多书，被判处死刑，我只是为我自己可惜，是艾滋病让我们失去了一个人才，多好的一个姑娘啊！(大笑)

　　我定的目标很高，别人四级还没过的时候，我在考六级，那股冲劲，我自己都感到自豪。现实已经不能改变了，如果我一直是班上的最后一名，或者任何能力也没有，我就认了，可是我是优秀的。

　　人物周刊：你已经开始做一些公益的事情了？

　　朱力亚：我就是帮助国内的一些志愿者，翻译河南艾滋病人的资料，给美国那边发一些信。学英语谈恋爱害了我，现在英语还能让我去帮助别人。还要感谢我的专业，而且能靠着几个单词混饭吃。(笑)

　　人物周刊：接受我们的独家采访并公开，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力量。你在向公众人物的舞台上走。在幕布拉开的时候，你要出场了。

　　朱力亚：我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也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所怕的并不是这个病，害怕和担心的是现实对我、其他病人的侵害和不公正的评价。我不在乎别人的目光，我在乎社会的心理是什么。

　　人物周刊：你的生命曾经鲜花烂漫。荒芜之后，又想重新充满生机。

　　朱力亚：东北二人转里有句话，人生本来短而短，何必弄得烦呀烦。

　　一个很明确面对死亡的人，金山银山都不重要，也不需要社会给予多少的关爱，真正需要的是内心的安宁。HIV在我的身体里，我一直很清醒。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一切很好。以前我就不害怕艾滋病，但是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很难做到达观。

　　我也曾经绝望过，就像是灵魂出窍。我用张海迪的一句话来描述我对现实的态度：“对生命无畏，对离去无畏，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其实我已经死过了。而现在正在回来。重装上阵。

　　人物周刊：我们进行的采访长达8个月，为了你的隐私和心理，随时准备放弃。要知道，你可能没有退路——你不想生活在谎言编织的世界，心里准备好了吗？

　　朱力亚：准备好了。谎言的世界生不如死。我想背水一战。走不出第一步，就无法知道第二步怎么走。

　　我想我能做一个中国最有勇气的女大学生。我希望2004年在武汉通过桂希恩教授知道我一些情况的温家宝总理，看到我说的话——如果中国政府需要我这个平凡的女孩子为艾滋病防治做些什么，就请他的助手们告诉我吧。(笑)如果他能给我的勇气以赞扬，那么中国所有的艾滋病患者，不管是吸毒、性交、经血传播、母婴传播加入进来的，都有了更大的希望。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活着，或人生的意义、价值是什么呢？

　　朱力亚：我现在没有资格谈幸福和人生了。我的幸福消失了，现在只能活着。

　　首先自己身体要健康，多活一些时间，就是最大的价值。或许，能给时刻面临艾滋病威胁的健康人群做点什么。这也许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吧。

　　人物周刊：最后有一个残酷的问题，如果艾滋病威胁到你的生命，那么你如何安排你的人生落幕。

　　朱力亚：只要过得快乐，活个七年八年也就够了。不过，医学这么发达，何大一先生等科学家，在研究艾滋病药品，我还是有希望的。

　　我如果真的死于AIDS，我要很完美地过完自己剩下的日子。不知道能否做到。

　　我死前，一定要穿一套漂亮的衣服，做一个发型，化上浓妆，站在WHO(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别的工作室里，向全世界的人大声宣布：

　　朱力亚的悲剧要结束了！预防艾滋病一定要加大力度！

　　活着美丽，死时，也美丽。女孩子哪个不爱美啊(笑)

　　希望有一天，你们看到的不是我的背影

　　善待艾滋病人只会得到尊敬，而不会蒙羞（记者 江华）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