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力亚，中国艾滋病群体中，目前惟一有勇气公开自己病情的在校女大学生。一年前的4月，这个活泼快乐、有着优异成绩的大学外语系二年级学生、正在品尝爱情的22 岁的西安姑娘，被HIV病毒迅速地推向了她生命的深渊。

　　正值春天，油菜花开得艳黄，桃花和梨花在枝头炫耀华丽的生命，河边的牛在安静地吃草，湖北北部的一个县城的一切，都让人感觉到世界的美好和安静。在此避世的朱力亚，却和这个世界，渐行渐远。

　　2005年4月5日，清明节。

　　在一个遍布200多个名人的地方，到处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和燃烧纸钱的烟雾。来自北京和广州以及其他地方的这里的子孙们，穿着制服、在警察的警笛声中来到高大的陵墓前，祭奠死去的人们。朱力亚默默地看着他们，说：其实，伟大者和平凡者死去并没有什么两样：得到同样的纸钱，得到同样的祭奠。

　　“当然，我也可以成为一个英雄，尽管我的敌人只有一个，艾滋病。”她微笑着说。一阵风将纸钱燃烧的烟雾吹过来，把朱力亚淹没在里面，烟雾呛得女孩眼神有些迷离。

　　这一天，距朱力亚发现自己感染艾滋病毒366天。几个月前，她逃离遍布同学和朋友的城市，逃离大学外语系青春飞扬的教室，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城。

　　2004年4月4日，朱力亚，在她的外籍男朋友离开当地回国治疗艾滋病不到48小时后，被外籍男友所留学的大学外事机构找到，证实了朱就是这位留学生的中国女友。在自己大学老师的劝说下，朱到当地的疾病控制中心进行艾滋病检查。正式确认她通过和男友的性关系，携带HIV病毒。

　　她的世界立即变成混沌的、黑暗的世界。

　　就在她被证实感染病毒的前后，在长江边的这座城市的几所大学里，几个女生的命运与朱力亚相同。不同的是，那几个花季女孩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没有人能够联系到她们。而朱，走了一条和她们完全不同的道路。

　　“好累，活得好累，累到骨子里了。”朱力亚感到对人生深深的绝望，“我觉得被这个社会抛弃了。我能否通过努力，找到死亡前的真正的自我？”

　　朱力亚，是中国艾滋病群体中，惟一有勇气公开自己病情的在校女大学生。

　　出身贫寒的姑娘

　　1982年9月，一个女婴诞生在西安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父亲不认识几个字，从事当时非常吃香的司机职业，母亲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这个孩子的到来，让这对自由恋爱的夫妻充满了欢乐。从小，朱就是这个家庭的宝贝。

　　这个家族很庞大，朱的爷爷有4个弟兄，5个儿子。爷爷奶奶喜欢比较听话的小孩，就不喜欢她的爸爸，因此她的爸爸失去了读书的机会。爷爷奶奶仅仅让他在家里劳动。

　　父亲和母亲自由恋爱了。爸爸会开车。虽然没文凭，但是开车也算个不差的工作。这个婚姻遭到了朱的外公强烈的反对。

　　“我觉得我妈妈很伟大，他们自由恋爱，在一起了，日子虽然不宽裕，但还是很幸福。然后我出生，我两岁的时候，妈妈下岗了。”

　　似乎是遗传，朱继承了母亲对爱情执著纯粹的追求，她认为自己的病情和自己的爱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朱的妈妈今年45岁了，丈夫比她大3岁。没有工作，要生存，他们就决定到附近农村买农田种地，妈妈自学农业技术，种菜。冬天就搞大棚温室。由于父亲大字不识几个，他只能干体力活。

　　这对夫妻将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他们把女儿送到当地比较好的学校，和一些家庭背景很好的小孩一起上学。“我自尊心特别强，虽然家里条件差，但是在别人面前很高傲的样子，不让别人看不起。”朱回忆说。甚至现在朱在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尽管是长途电话，尽管每一句汇报的话语都是谎言，但是朱眉眼间对父母的爱意，真诚而自然，几乎让人感觉她仍然没有长大。

　　事实证明，这个女儿给了父母安慰和自豪。初中毕业的时候，这个18岁的姑娘考取了湖北荆州的一所中专，学习外语。

　　让老师和同学惊讶的是，这个长得不是很漂亮，个性却极其强的女生，用2年的时间学完了3年的课程。在这所中专，每年只有3个保送大学的名额，朱就成功地申请了一个，成为这个学校一个没有毕业就被送到大学读书的学生。

　　2002年，在选取大学的时候，朱力亚看中了学校名字前面有“中国”字样的大学。“我总以为，以中国开头的大学是最厉害的。”她戏谑自己当年的无知。

　　优等生

　　在大学，朱力亚似乎到了天堂。“我家里太普通，我要通过自己的能力改变我，改变家庭。”

　　在学校，强烈的成名、出人头地的信念，让朱获得了更大的精神力量，她凭借自己优秀的成绩去做兼职，挣学费，没有伸手向家里要钱。“我觉得自己就是挺有能力的。我上大学都是靠自己，有很多家长都是给学校送礼呀，而我没有。”她说。

　　当别的女孩子仍然躺在父母给予的金钱和幸福之上求学的时候，朱力亚已经开始了自己独立的人生；当别的女孩为英语四级考试发愁的时候，她的英语级别早已经在中专时就过了四级。在中专过四级让她感到风光无限——中专生考英语级别，需要考二级，三级，过了三级才能考四级。朱力亚和大四的女生住一起，学姐们逃课的时候，她替她们上，帮她们考试，当枪手。

　　“我一般都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比，所以很难自卑。但是我比较自闭，一般不会把自己的全部故事告诉别人。”

　　在这样一种奇怪的心态中，她取得了让别人羡慕的成绩。更为让同学惊讶的是，她找到了一个英俊的外籍男朋友。这让众多希望通过国际级别的恋爱达到出国目的的女孩子更是艳羡不已。

　　朱因为其杰出的表现，成为该大学一部分入党积极分子的辅导老师。就在她即将入党的调查函发到学校的当口，2004年4月，艾滋病毒在她身体里被发现。入党对她成为泡影。“一些老师也许认为，一个党员的名分给一个HIV病毒感染者，有什么用呢？不如给一些能够在找工作时用得上的学生。”

　　流浪的女生

　　感染病毒的朱彻底地正视这个世界，一个从来不在乎艾滋病的女孩子，一下就被对艾滋病的恐惧和害怕周围人的心理击毁。

　　在自己独处一间房子的日子里，她拉紧黑色的窗帘，让屋子里没有一丝光亮，就一直坐着、坐着、坐着。“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想，脑子里是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也不想死。我深刻地感到，出了这个门，看任何人、任何东西，包括路边的一朵小花，甚至风，都已经和我无关。”

　　她开始包装自己。小心而不露痕迹地表演自己。跟她玩的女孩子没有人会感觉到她身体里有一点点毛病，而且更不会感觉到她是这个病。

　　她在截止今天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建立谎言世界，几乎对所有人。她不知道，将自己的实情告诉别人后，会面临什么灾难。

　　她想她的爱人马浪，那个已经回国，但不知道死活的、给予她人生第一次爱情的男人。“我不敢安静下来，如果这样，马浪就迅速占据我整个脑海。他毕竟是我爱的男人，我现在为止惟一的爱。”

　　2004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了中国艾滋病人比较集中的河南。她突然发现，除了生命长短和自己一样之外，那是一个更需要帮助的群体。她自己，是不要怜悯的。

　　几个月前，她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县城。在当地，她立刻成为了名人，走在街上，一些父母热情地和她打招呼，小孩子的父母把孩子送给她，学纯正的英语。2005年4月6日晚上，在课堂上，她用西方的教育语言的模式讲课的同时，当地的父母们如在菜市场一样，随便地打断课程，去打孩子，去为孩子喂水。

　　在当地一家最豪华的饭店里，很多人知道她，她在这里开过讲座；在一家漂亮的餐厅，也经常出现外国人和朱一起进餐的情景，他们用英语热烈地交谈。

　　她几乎每天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说一些虚构的情节和故事。“如果我是一个美国的艾滋病人，我根本就不要这么累，我能得到起码的尊重，会得到父母的尊重和爱护。但现在我无法得到父母的爱护。如果说出来，我就死定了，父母也死定了。对我这样的女孩子，更厉害的武器不是艾滋病，而是人言。”

　　2004年9月，《南方人物周刊》偶然得知了这个大学生的故事。一个月后朱打来电话说，想通过《南方人物周刊》改变自己的现状，引起人们对大学校园艾滋病的关注。

　　她了解到，我们始终关注着中国的艾滋病群体。

　　拒绝怜悯

　　8个月中，朱的每一步前进，都充满了痛苦的选择和摇摆。

　　她害怕父母同学亲戚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的事实。她曾经安慰自己，父母在遥远的西安下面的一个城市，是不看报纸和杂志的，也不会上网；她害怕失去目前可以隐藏自己身份的工作和生存环境，她不知道在整个中国，究竟哪里可以容忍她以一个艾滋病人的身份坦然而正常的存在和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做了思想准备，如果朱拒绝公开自己的病情，将随时准备放弃关于这个女大学生的故事，这取得了朱的信任。从开始时故事和细节的撒谎，到最后的道歉、修正及坦然，朱走了8个月的时间，我们，也等待了8个月。

　　朱找到了一个说实话的地方，她只有在这个时刻，才快乐地体会到，可以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可以轻松而不需要小心地和人一起吃饭。“说真话的感觉，真像蝴蝶在飞。”她说。

　　她害怕这个社会的心理始终没有消除。尽管还没有想到，公开之后如何面对父母和同学。但朱已经坚决地决定，不再过这种自欺欺人的生活，她要背负着人们对艾滋病人的歧见，真实地生活。

　　“我不奢望自己能给社会做多少贡献，我要让人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群，需要勇气和力量，改变已经被艾滋病改变的生活，回到众生的一般形态。”她说。

　　她不停地和我们用电话、电子邮件、书信交流，她深刻地反省着自己和这个社会当下的形态，试图从自己的遭遇中，总结出一个普世接受的对艾滋病群体的态度。

　　我有一个梦想

　　朱在2005年4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以前只知道赶路，却忘了去欣赏沿途的风景，而我现在开始学会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去享受生命的美好。我珍惜我的每一天，珍惜生活中的一草一木。其实我现在没什么顾忌了。如果讲我的故事，得到的只是同情和怜悯，这是我拒绝的。我需要人们对我的勇气和魅力的尊重。事实上，我要有面对生命的勇气。但我很难面对自己。说实话，我最大的敌人不是病毒，是自己。

　　她清晰地知道，自己和其他病人需要什么。她说，艾滋病感染者，一定要建立一个组织，他们不仅仅需要物质，精神的给予最重要。“如果他感觉这个世界很冷酷，这个世界很排斥他的话，就会有变态的心理，甚至你这么看低我，我就要故意传染给你。像有些小姐，她知道自己有，故意去传染给别人，如果要去唤醒这些人，应该成立一个组织。”

　　“我相信，有人在看到我的故事后，会有所感悟，会对行为和思想有所修正。无论是濮存昕做了什么，国务院发言人说了什么，那都是非常虚的，我给他们的感受才是最真切的。”朱说。

　　朱认为，她没有把握好自己，踏入了生命的死胡同，不抱怨。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你也不能抛弃自己。她希望大学里头普及性教育。大一大二可以不开，大三大四健康教育这门课一定要开。她甚至希望，在中学就普及性教育。

　　“知道自己得病后，从来不去计算自己失去了多少，而是数自己还剩下多少日子。就那么多时间了，找也找不回来。应该是考虑自己该如何做的时候了。”

　　“关爱自己生命的是人，关爱别人生命的是神。也许我可以做一个神。”朱说。

　　朱仍然在那个小城里从事教育工作，学校是她永远怀念的地方；她惟一感到抱歉的是，不能够为父母亲建设一种让他们自豪的生活。

　　“不论如何，这一步我要走出来。”

　　朱在盼望着这样的日子：

　　“我有一个梦想，梦想我重新快乐。梦想我们的国人，像对待感冒和癌症患者一样，对待我们。”

　　(注：为了目前的这份赖以生存的工作，她建议人物周刊暂时使用朱力亚这个名字。她忧郁地笑着说：这可以让他们猜不到是我。在不测的时候，为她逃离那里，提供一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