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正在从物质和精神上找回曾 经失去的自信。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通过经济把中国与整个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中国在自身经济条件改善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福利的改善作出了贡献。

　　●一个自信的国家更应该是一个理性的国家，理性可以避免自信滑向自负的泥淖。对于中国这个走在发展和转轨复式轨道上的大国来说，如何建构起民族－国家理性更为重要，这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方向。

　　第九届《财富》全球论坛在北京的举行，其意义不仅在于会议聚集了世界500强中的多数企业代表，更在于它通过一种商业运作平台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的国家形象。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内的多位重要官员都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论坛，并以国际社会更熟悉的方式阐述了中国政府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意见，无疑丰富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内涵。

　　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实质性的转变。一方面，中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成为大国，并且正在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和安全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来自国际，尤其是某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前景的怀疑，甚至恶意的攻击正在被震惊和善意的建议所替代。1990年代，我们听到了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看到了托马斯·罗斯基用貌似科学的方法计算出来的“中国GDP负增长”的结论，甚至在具有国际声誉的《外交》杂志上还刊登了“中国重要吗？”这样的文章，“认真地”提出中国与全球没有关系。21世纪初期，我们还看到了“中国垮掉论”、“中国威胁论”等巫师般的预言。遗憾的是，这些判断和结论都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充满希望的民族气质下破产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赞扬，看到的是对“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成功借鉴的期许。而一些国际调查也清楚地显示出，世界正在更加信任中国，并且超过了其他大国。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国际信任正在成为中国自信地承担起国际义务和责任，并且应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重要动力。

　　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一个世纪的屈辱和沉沦之中。当年的汉唐风采在殖民者的船坚炮利之下渐行渐远，曾经的自信也随着中央帝国的结束以及战争的屡次失败埋藏在心底。经过革命的成功以及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中国正在从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上找回自信。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这种双重自信是极为重要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仅提高了庞大人口的生活质量，有力地减少了贫困现象，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通过经济把中国与整个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中国在自身经济条件改善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福利的改善作出了贡献。据统计，2004年中国约占世界4％的GDP，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10％的贡献；以约占世界6％的外贸额，为世界贸易的增长作出了12％的贡献。必须强调的是，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的不仅有国际资本，还有各国的消费者。中国旺盛的市场需求维持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价优的产品满足了各国消费者的需要。据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预测，今后10年，中国的消费额很可能会每年递增18％，不出10年，“中国消费者将很可能取代美国消费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头号发动机”。

　　精神的自信除了得到物质力量的支持外，还来自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以及每一个中国人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对自身的不断认识。中国文化推崇和平、共存、宽容、道义等等。这些价值是有力地约束一个崛起的大国雄心变为贪婪的内在因素。通畅的信息流通，频繁的国际往来使个人认知与国家形象更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能更清醒地反思自我，意识到自身行为与国家利益的有机联系，从而在生活交往中切实实践文化的核心价值。只有在交流和反思中才能建立起健康的国民和国家心态。

　　一个自信的国家更应该是一个理性的国家，理性可以避免自信滑向自负的泥淖。综观现代国家兴衰史，崛起的国家之所以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害怕和恐惧正是因为它们会为了改变国际规则而非理性地使用权力，甚至战争暴力。对于中国这个走在发展和转轨复式轨道上的大国来说，如何建构起民族－国家理性更为重要，这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方向。

　　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一般形式，民族－国家理性有三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它是组成这个国家的民族的理性。民族主义作为近代以来形成的认同和热爱本民族的情感和价值既可以成为凝聚民族力量、激发爱国热情的建设性力量，也会成为歧视和误解其他民族的元凶。民族理性就是要发挥民族主义的建设性作用，限制其导致偏见的一面。一个理性的民族就是一个在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懂得尊重其他民族并用合适的方式维护民族尊严的民族；其次，它是垄断暴力工具的国家的理性。现代国家，对内，应该建立起一系列现代制度来实现国家意志，完成社会交付的国家职能，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外，要懂得如何在国际交往中避免使用暴力工具，用非暴力的手段实现自我意志，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相互依存的加深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更要求国家理性的增强。一些大国对“软实力”的强调体现了国家理性的变革方向；最后，它是社会以及社会关系的理性化。理性的社会是避免国家行为走向极端的根本力量。理性的社会是一个具有公民精神的社会，它能够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以及积极的社会政治参与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制约个人和组织的非理性行为。社会关系的理性化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包容，这会大大减少了把国内问题推卸给外来者或国际社会的可能。

　　我们正在成为一个自信的民族－国家，但距离理性的民族－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我们在认真对待国际舆论和国际反应的同时，坚定地推动自我的改革；在积极挖掘和弘扬传统的同时，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向更多国家学习。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中心副研究员　杨雪冬

责任编辑：屠筱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