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名的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现任花旗集团执行董事，专职负责并购、公司重组、财务战略和资本运作；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和慈善家；库恩基金会董事长，库恩全球资本公司董事长；目前为止，他写作或者编辑的书已超过25本，其中《投资银行学》和《交易 人》已在中国发行；曾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系列节目《走近真实》的制片人和主持人；曾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脑解剖学博士、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他从2001年开始用4年时间撰写了《江泽民传》。

    5月21日傍晚，美国人库恩和他的随行人员驱车从济南赶到青岛。像他们所到其它城市一样，在香格里拉大饭店入住后，本市各媒体的记者已经在宾馆大堂里等候了。

    晚8点半左右，是接受记者专访的时间。由于房间光线的问题，电视台摄像师花了一刻钟左右调整库恩的坐位。此时，他已经正襟危坐，神情认真，耐心地等待着正式采访的开始。尽管已经是花甲之年，但在他身上难以找到年龄的刻度，经过几小时的长途奔波和一个正式晚宴之后的他仅用了5分钟的调整时间，便一丝不苟地出现在媒体面前。在中国人看来，“老外”身上常有一种单纯的气质，眼下这位个子不高、头发灰白、戴着黑边眼镜的美国人就给人这种印象。

    “请问库恩博士，是什么促使您写这本书？”

    “我写这本书的直接动因是2000年江泽民访美时接受了哥伦比亚电视网的著名记者华莱士的专访。我发现一方面连美国这么著名的记者对江泽民及中国的理解都有很多惯性认识误区，更不要说老百姓了。另一方面，在听过江泽民的访谈后，我发现自己之前对中国及江泽民本人的理解其实也是很肤浅的。于是我有一种激情要写江泽民，让美国人民需要通过了解一个领导人，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真正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您是如何采访当事人的？”

    “为了写作这部传记，我专门组织了一个团队，在世界各地收集相关资料。这些素材累积到了3000万字，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型研究机构的水平。不仅如此，我还采访了许多相关人士，包括西方的政界领袖、经济界人士和中国问题学者，以及江泽民的亲友和同事。”

    “这本书给您带来了什么？”

    “我想多做一些事情，尽可能地让外面的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从1990年以来，我以介绍中国为目标，设计了6个项目。而写《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是这六个项目之一。此外，我还在1995年与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合作，筹集150万美元，拍摄大型专题片《来自中国的声音》；组织中美媒体高层论坛，促进双方了解沟通；出版《中国制造》，继续讲述中国发生的真实故事；2000年在美国11个城市进行长达25天的中国文化宣传；美国PBS、英国BBC联合投资400万美元的专题片《中国》，现正在西藏拍摄，我试图用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来解释现在的中国。”

    ……

    从5月18日开始的全国各大城市游走推介活动，库恩一行沿途已经或即将经过天津、济南、青岛、大连、鞍山、沈阳、长春、哈尔滨。这已经是游走推介活动的第三轮了。此前，他们走了华南6市、华中8市，每次大约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所到之处，都是这些相同或相似的问题。面对青岛媒体，库恩依然相当认真，他神情专注地倾听提问、充满激情地打着手势、认真思索着措辞，从第一个问题到最后一个问题，采访大约花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他的语音、语调、语速始终没有任何变化。

    据他的随行人员介绍，在第一、二轮推介活动中，库恩就累病了，但他还是坚持走完了全程，但走完第二轮后，他一回美国就住进了医院，而且一住就是半个月，病好之后，他又回到中国，继续他的全国游走推介工作。

    “您从这本书上能挣到多少钱？您作为投资银行家，能保证您的写作与商业利益完全无关吗？”

    “我的职业是投资银行家。我曾经有自己的银行，后被花旗银行并购了，现在我是花旗银行的执行董事。我的经济状态使我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必考虑金钱问题。写书当然是挣钱的，但收回资金的时间较长，到目前为止，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收益还是一个零。而我用于采访、组织信息收集班子等方面的花费超过了20万美元。对于我来说，同样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写书或者花在金融投资上，前者的收益远远比不上后者。写书的目的不是经济收益，而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此外，我决定将此书收益的50％赠送给慈善机构。我是个严谨的作家，也是个严谨的投资银行家，我将两者截然分开。在写作《江泽民传》期间，我停止了在中国的一切商业活动。”

    “您写人物传记，却没有采访传主本人，您不觉得这是一种遗憾吗？”

    “我不认为，没有采访到江泽民本人是一种遗憾。因为，首先我没有提出采访江泽民的申请，即使我提出了申请，也不一定会被接受，那样反而影响我写作的信心；其次，即使我采访到了他本人，对于本书也未必会有多大的帮助，相反，这样做可能会影响本书的客观性。我不知道江泽民本人读没读过这本书，但如果读过，我相信他未必会完全同意我书中的观点，因为连我母亲都不会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客观真实的，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这本书我本来没有打算在中国出版，但我的中国朋友们认为应该在中国出版，而且有五家出版社与我联系。经过考察后，我把书稿交给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此书通过有关部门审批的过程中，我尽我的力量做了一些说服工作，他们接受了我的观点，使这本书成功地在中国出版。”

    记者的提问很直接，也很尖锐，而每当遇到这类质疑性提问时，库恩总是微笑地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没有不能问的问题。”

    从1989年开始，库恩一直担任中国的经济政策、并购、科技和媒体等方面的顾问，每年至少要来中国四到五次。他对中国着了迷，在他书的后记中，他这样评论中国人：“中国人民精神振奋而且非常乐观，中国人的热情可能有些单纯，但却非常鲜活，他们渴望知识，一心要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那时，他就认识到“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其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将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但对我个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那时还不清楚。”

    在写《江泽民传》的四年中，他常常从下午五点写到第二天早上五点，他的夫人总是在早餐时开玩笑说：“昨晚又和江泽民在一起？”

    随着他一天天走入“中国”，他也把他的“中国缘”带进了他的家庭当中。他的妻子，一位著名的钢琴家，如今担任北京三家乐团的钢琴独奏员；他的女儿，一位演员，现在中央电视台任英语节目的主持人，并在一些中国电影中扮演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