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讲‘忍’，而中国人讲‘恕’。什么是忍？什么是恕？看看这两个字的构成，就可以略知一二。

　　忍的上面，是一把利刃，架在心上，有被迫的意思。而从语态上讲，也属于是被动行为，意思就是现在有危机逼迫着你，你没有办法，不得不去忍受。试想一下，把你放到一个四面环海的岛上，山多地少，还要经受时 不时得地震，你得心情回如何？如果你能身临其境搬的去感觉，你就能了解岛日本人‘忍’的根源。正是恶劣得自然环境，在日本人的心态里，埋下了‘忍’的基因。这是先天的。

　　后来，中国的儒学传到了日本。儒学里有一方面是讲‘修身’，修身就是完善自身，改变自身。儒学里，把修身，作为一个人立世创业的最根本。日本人很快就接纳了这样的学说。山是不可能北铲平的，海是不可能被填平的，地震也是不能阻止的，那么还有什么是可以改变的呢？只有自己。这仍是不得不作的选择。要想生存，这甚至是唯一的选择，而且，在一个不得不去忍受的十分恶劣的环境里，日本人发现，虽然客观环境无法改变，但是通过改变主观自身，原来也可以达到改变客观环境同样的效果，当然会接纳并发展，和自身潜在的性格结合到一起了。于是，修身，也就是改造完善自身，成了日本文化里的第一要意。无论是儒学时期育德下产生德武士道精神，还是维新后受西方影响，强体思想下所出现的全民健身和牛奶兴国战略，日本人都可以说是近乎执着且疯狂的改造着自己，完善着自己，什么好学什么，什么先进就把它拿来。不少国人说，日本人就是变态。对，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是对的。日本人就是在几近变态的，用各种各样的手法在苛刻着自己，甚至是折磨着自己，其目的就是把自己的精神和肉体，都变得更加强壮，来应付恶劣的周边环境。忍者，外表虽然平静，而内心是波涛汹涌的。所以，同样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样是经济强国大国，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心态完全部同。美国人做事，比较随心，乐于享受生活，而日本人做事，似乎是极为苛刻的对待自己。日本人内心潜意识里，有一种十分强大的原动力，这就是‘忍’。所以你看日本人做事，特别的拼命，甚至是特别的‘狠’，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

　　恶劣的客观环境下的‘忍’，造就了日本人认真执着个性与精益求精的精神。比如众所周知的数码产品。尤其是数码相机，这样的高精技术。美国人在做，日本人也做，可是超级大国就是不如小日本做的好。为什么？就是日本人善于自己挤兑自己，只是好还不可以，而是要更好，更好也不行，就要达到最好。所以，世界上越是高端的，越是要求‘细枝末节’完美无暇的科技产品，日本人做的越好。日本人对于产品各个细节的重视，即使是美国人，也不能不叹服。

　　忍，还有一层很可怕的意思，也是‘忍’的最终表现形式和结果，那就是爆发和报复。隐忍不发，最终就是忍无可忍。那么不能忍了怎么办呢？就是找到渠道发泄出去。什么渠道呢？其一便是战争。

　　纳粹，作为死亡的代名词，长久以来，被和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等令人恐惧的词汇连接在一起。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同为二战罪魁的日本，战俘营的死亡率，是纳粹德国的数倍。在中国的南京，一次就屠杀了三十万人，而那些什么杀人竞赛，活人解剖等等残忍的行径，简直连纳粹都‘遥不可及’。日本人在狭长的列岛上，面对火山和大海，生活了几千年，现在有机会踏足海外，并终于站立到一个压制了他两千多年，让他惊惧了两千多年的敌人的土地上，变态的屠戮，自然就成了发泄整个民族压抑情绪的必要方式。

　　战败后，日本成了全世界严密监控的对象，美国的驻军，也使其利用战争‘发泄’的途径得以控制，于是，‘性’便成了日本民族发泄自身压抑情绪的另一个途径。

　　日本男人是享誉世界的‘东方绅士’，可是就是这些外表彬彬有礼的绅士们，在酒吧等地聚会时，往往时肆无忌惮的谈论‘性’，连公认的最开放的美国人，也是难以企及。日本的性文化，尤其是‘乱伦’文化也是世界少有的。据调查，日本男人普遍存在着恋母情结，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日本社会的工作压力大造成的。其实不然。美国社会的节奏慢么？美国人的工作压力不大吗？同样是经济的超级大国，美日的生活节奏，工作压力几乎是一样的。美国人怎么没有恋母情结？其实，日本男人的恋母情结，还有日本的乱伦文化，也是日本民族潜意识里‘忍’的一种侧面的爆发。日本人太喜欢忍了，他们要微笑，要鞠躬，要处处表现得彬彬有礼，要任何细节都无懈可击，他们还要不断得‘折磨’着自身，让自身更加完美，以求能符合大自然得优胜劣汰规律，而不被淘汰。而任何事物都有截然相反得一面。在坚强得另一面，是一颗急待慰寄的心灵。于是，日本男人会自然而然的投入那些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妈妈桑的怀抱。这是日本人‘忍’无可忍后的一个选择逃避的‘发泄’方式。日本的AV性爱片，也闻名全球。但是，与欧美的性爱片不同，日本的片子丝毫感觉不到美感，甚至连港台三级片里低级恶俗的幽默都没有，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机械的运动‘发泄’，这也是日本人潜意识的一种表达。

　　再看看中国人的‘恕’。恕，宽恕的恕，如心为恕。如，如意的如，如愿的如，是顺心，是顺利，代表着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一种随遇而安心情，一种豁达的精神。恕与忍不同，恕是主观主动行为。恕的行为，不受任何客观事物的影响，是自身主观乐意，并且主动做出的。

　　那么中国人的‘恕’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还是自然条件。我一向认为自然环境以及因此形成的经济基础，是塑造一个民族文化思维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国人出生的环境太好了，长江和淮河流域的水乡可以种植水稻，黄河流域的沃土可以种植小麦高粱，蒙古草原上可以放牧牛羊马匹，而广阔土地上的矿藏更是星罗棋布。中国人一出生，不用争不用抢，上天就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可以说，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拥有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进而造就了良好的心态。这是中国人‘恕’的思维的最初形成基础。

　　后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种对中国人民族潜意识思维影响最大学说，一是儒学，二是黄老。儒学里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由于先天的自然环境塑造的根基，日本人继承了前者，中国人更多的继承了后者。再加上黄老的‘清静无为’，中国人的思维意识里，‘恕’的成分就更多了。

　　佛教的传入与广泛传播，是中国人形成‘恕’的最主要原因。‘恕’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的宗教属性。天主说恕，基督说恕，佛祖也要人们恕。中国人的恕，大多是佛的教诲。佛，源于‘舍身饲虎’。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佛的舍己为人是‘大恕’。日本人继承了‘舍己’，加上儒学里的严于律己和忠义精神，最终产生了‘武士道’，而中国人更多的继承了‘为人’，于是形成了恕的文化思维。这还是前面所说的，先天的自然环境所塑造的民族性格所造成的。于是，佛，这么一个在别的国家意味艰苦修行的严肃的宗教，在中国产生出了像‘济公’那样嘻笑怒骂，酒肉穿肠的佛。换言之，中国人的恕，已经波及到了宗教的‘神’，中国人连神都可宽恕，允许他们也拥有像凡人一样的情欲，这是世界罕见的，是中国人豁达精神所缔造出来的，也是中国人‘恕’的一种表现。

　　中国人的‘恕’里也有不能恕的，也可以说是唯一不能被中国人恕的，那就是‘法’。回顾中国历史，法学派为推动中国的历史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像商鞅和王安石，前者是中国两千年封建文明的奠基人，后者让看守开封城门的士兵的生活水准超过了同时期的欧洲君主。当欧洲的君主们为了一只鸡大腿，准备千里迢迢的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中国的贵族们已经开始把玩起盆景山石了。然而，不仅法学在中国的地位低于儒学和黄老，不少法学的忠实信徒，在中国都下场凄惨。商鞅被乱箭射死，王安石长期以来饱受争议，甚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被定位于‘大奸臣’一类。

　　中国人之所以之么的不能容纳‘法’，恰恰就是因为‘法’的严格性，与中国人的‘恕’，是背道而驰的。这个矛盾到现在也没有能消除。比如，一个司机酒后架车撞死了一个人，法院按照法律判决肇事方赔偿受害者20万元。而肇事方家境贫寒，上有老人要抚养，下有孩子要照顾，可是受害者是个相当有钱的富人。如果赔偿了这笔巨款，对于受害人不过是经济上的安慰，而对于肇事者，却意味着家破人亡。那么这件事放在西方，不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大多数人会支持法院的判决，但是在中国就不同，势必要引起一番争论，而且许多人的同情心会倾向于肇事方，会觉得法院不近人情，甚至呼吁对肇事方减轻处罚。如果受害者接受了赔偿款，甚至还会引起指责。

　　中国人还有特别的‘青天情结’。自己有手有脚，却不去争取，总是冀望于有个‘青天’大老爷出来，把那个‘黑天’盖过去，为自己撑腰。在法治与德治前，在严与恕间，在客观与主观中，在理性与感性里，中国人总是倾向于选择后者，中国人的恕，记造就了自己博大豁达的精神境界，也同时是造就自己苦难的根源。

　　忍的源头在于恨，恕的源头在于爱。我常常看到有国人对日本人有一种极端的憎恨，这不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恕’。这和日本人的忍，是源出同处。忍，是以‘严于律己’为手段，达到改造客观事物的目的，恕，是通过‘宽以待人’，来达到主观世界的精神升华。从心理学上讲，‘恕’是有利于自身的健康，‘忍’不利于自身健康。从现实发展看，‘忍’能激发人的斗志，积蓄爆发的潜能，确实可以创造出丰富的成果，‘恕’则因其平和性，往往流于散漫怠惰，而不利于发展事物。无论是忍还是恕，都有其鲜明的优点和缺陷。在改造客观物质上，忍明显要强于恕，而恕在改造主观世界，使个体精神境界得到升华的方面，又是忍所不能比拟的。

　　上世纪70到80年代，中日两国关系的黄金时期，有不少日本人来华寻找当年战争中失散的亲人。令这些人最震撼的，不是中国人逢迎的笑脸，或者严厉的指责，而是一句平常而普通话语：“珍惜现在的和平，好好的生活”。一个深受战争之害的人，却劝导给他带来灾难的敌人，要好好生活，这种勇气与心胸不是世界上其他民族能轻易具备的。这是‘恕’战胜了‘忍’。

　　恕与忍，不存在优劣或者好坏，也没有褒贬之分。它是中日两国人民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和后天接受的文化所形成的特有的民族潜意识。 忍与恕可不可以互补？中国人能不能学习日本人的‘忍’？我的答案是可以，但是很难。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虽然现在日本人比较富裕，中国人还很穷，但是几千年形成的文化根基，深植在各自民族的潜意识里。而且，在地球上生存，始终摆脱不掉的就是资源，人不论有多高的科技水平，终究还是要受自然环境影响的。那些危险的火山，频繁的地震，浩瀚的海洋，就犹如利刃一般架在日本人的心上，于是日本人时刻都会有危机意识，所以，即便是科学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前列的日本人，仍整日生活在‘火山爆发’‘列岛沉陷’的危机中，中国人欠缺这个，睿智的总理坚持要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写进国歌。但是，这个苦心是不能教育中国人的。刚刚吃饱饭的中国人，又开始做起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天朝大梦。

　　在最后，需要表达的是我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熏陶的人，我既认识到‘恕’的弊端，也同样摆脱不了‘恕’的思维给自身带来的怠惰。到现在我仍然认为，憎恨日本人，并不能给中国人带来任何的好处。允许任何中国人恨，但是奉劝所有中国人不要恨。因为我的同胞们不会‘忍’。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里，浮躁的气氛已经很浓烈了，我们恨了，又不能像日本人那样‘忍’，那样冷静的尊重客观规律的去发展，其结果就是使社会再度陷入狂热的混乱。

　　作者：王慕陶（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