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皂隶形象堕民不能科举，意谓着失去做官的可能性。明朝政府明确规定，堕民不能充当吏员、粮长、里 长，更不要说做官了。堕民有钱，也不得捐纳为官。明代绍兴有个业

　　医的甄姓堕民，离开老家，偷着捐赀为北通州的胥吏，还想凭借资财改换门庭，捐纳为京卫指挥使司经历(从七品的小官)，但被在京的同乡发现了，告他是堕民，“安能登仕版”，害得他不敢就任，依旧当他的医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丐户》)。他因远离家乡，才能冒充民籍纳资为吏，若在本乡，就很难冒籍了。说到底，统治者严禁堕民挤入上流社会。

　　总之，受官方法令和民间习惯的制约，堕民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方式表明，他们同倡优隶卒一样，是为平民所不齿的贱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没有人格，有的只是被侮辱与被损害，是最受压迫的人。在中国古代等级结构中，粗略分类的话，有皇室、贵族、官僚、绅衿、平民(包括庶民、地主、大商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手工业者乃至平民佃农)、奴仆和倡优隶卒各种贱民，堕民即属于贱民之中，它处于社会最低下的地位。

　　堕民的贱籍，经历几百年，到清代雍正朝予以除豁。

　　雍正元年(1723)允许浙江堕民从良，八年(1730)准许常熟丐户出籍。其内容与办法是：原来的丐户经过申请，由地方政府批准，脱离丐籍，转入民籍；丐户申请脱籍时，必须抛弃原来职业，别司正当的职业，地方绅衿、恶势力不得逼迫他们重操旧业；丐户籍属改变之后，既属平民，就要向政府纳税当差。用一句话说就是允许丐户改业，转为良民，向政府纳税。

　　雍正朝除豁令并没有取得多少效果，堕民当然愿意改业从良，但是没有经济条件改业，而“捕龟、卖饼、穿珠、作媒，俱系贫民糊口常业”(萧奭《永宪录》卷二下)。他们不干这种事，只有失业，为了生存，还得从事被人歧视的旧业。到了20世纪，绍兴人鲁迅仍看到堕民从事旧业，因在《我谈“堕民”》一文中说他们“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鲁迅全集》第5卷)。在清朝，堕民没有新的谋生之道，社会也没有给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很难改业从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