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的热心肠和老大哥的作派，使朱新礼在商人圈子里有出名的好人缘。快速消费品圈子里因为竞争激烈而直接，老板们一般相互很少打交道，朱新礼偏偏跟圈子里多数企业家都极为熟络。朱新礼在中欧上EMBA，他是班长，同学就包括伊利前董事长郑俊怀，当郑俊怀MBO惹祸的消息终于传出时，朱新礼感慨需要钱为什么郑俊怀不 早说出来呢？“我们都可以帮他。” 　　

　　朱新礼的面相极为憨厚，有如沂蒙山区邻家的某位大伯。有人笑说正是这副忠厚长相在生意上帮了朱新礼不少忙，朱一边听一边憨憨地笑。初次见过朱新礼，在新疆跟朱在一起呆了三天之后，唐万平就已经铁了心要跟朱合作，后来朱才听说，原来是因为唐看到朱新礼脚上竟然穿着破了洞的袜子，“老朱也是很大企业的老板啊。”唐万平对属下感慨。

　　言及2年之后终于和德隆分手时的感受，朱新礼语音凄然地说：“其实挺难过的，毕竟合作过一场。”随后朱新礼又禁不住回忆起合资之初，在上海和唐家三兄弟一起喝酒，每个人都喝到酩酊。但对那时候他们狂热的梦想，朱新礼已经没有热情再提起。

　　老实人其实有“狡猾”的一面。话匣子一旦打开，喜欢说故事的朱新礼总会让听者兴致勃勃，但朱新礼总会把握住那些不该说出口的秘密。一位投行的人士评价朱“太狡猾，连德隆都‘玩’不过他。”岂止德隆。朱和达能中国区总裁秦鹏看起来交情非同一般，但追逐汇源数年，秦鹏至今依然毫无斩获。拒绝秦鹏时朱新礼告诉他说时机未到；招唤秦鹏来加入角逐时，朱在电话里说“我已经打扮漂亮了，你来吧”；而当统一终于成为新郎时，这个聪明的“新娘子”又用“还有机会，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安慰前度“秦郎”。于是秦鹏再一次带着希望离开。

　　也许，正是人脉丰厚、交往颇广使朱新礼更深入地体察了牛根生、宗庆后等等业界巨头与资本共处时的难言之隐，所以决心提前为汇源精心设计防护之堤。 　　

　　对话

　　朱新礼：第一代创始人要做到老

　　《中国企业家》：总的来看，在汇源12年的发展中，你对经济周期对企业的影响非常敏感。

　　朱新礼：在企业创建两年后，1994年我经历了第一次经济低谷，企业界出现全国性的三角债，资金非常紧张。从此以后我就小心谨慎一些，该扩张的时候要扩张，不该扩张时绝对要赶快收缩投资。这次宏观调控之前，经济过热其实早就应该引起企业家的警惕，水紧、电紧、油紧、运输紧，偏偏钱不紧，全国上下从政府到企业都在喊大干快上，这已经说明问题了。所以在2002年底我们就有意识地放慢了扩张的节奏，一是我感觉到资金可能会跟不上，另外我觉得中国的发展太快了。

　　《中国企业家》：目前在一些具体业务上德隆旗下的新疆屯河和汇源的合作还是很密切，屯河的实业做得也还不错，你有没有想过汇源反过来收购屯河呢？

　　朱新礼：现在还没有考虑，但是未来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德隆在蕃茄上的整合做得还不错，现在这个很好的事业没有人管，很可惜。目前介入的中粮和华融并不是最合适的收购者。我们要去收购的话还是具备条件的，第一汇源需要这个蕃茄的原料基地；第二国际市场空间很大，我在国外的客户特别多。我做了13年浓缩果汁的出口业务，客户方面积累了13年，德隆的番茄酱有好多客户还是我的朋友，由我介绍给他的呢。

　　《中国企业家》：蒙牛的融资经历吸引你吗？

　　朱新礼：好多人不理解牛根生，但是我觉得蒙牛走到这一步也是迫不得已。当时他太需要资金了，尤其是他地处内蒙本身的资金有限。不像我们在北京，找钱还相对容易些，如果在1994年我没有搬到山东的话，我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当时蒙牛没有资金肯定活不下去，最早他的设备全部是人家租赁的，这个钱你能赊多久？销售方面全部是经销商，有伊利在那儿，肯定还不买你的账。产品要进入超市，超市一般都会有三个月的账期，这必然要求蒙牛在流动资金上至少要有10亿到20个亿的弹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牛根生不得不接受那个“魔鬼协议”，协议的内容太苛刻了，未来的风险大得不可想像。

　　我们如果要找一个财务投资人，我估计两个月就差不多了，你有一个承诺有一个财务的审计就可以了。但是产业投资人就不一样了，要看你团队，看你的企业，看你的未来发展，看你的市场，看双方的文化融合性等，要相互考察很久。

　　《中国企业家》：这次与统一合资和四年前与德隆合资相比，汇源升值超出400%，你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朱新礼：除了汇源优势进一步增强之外，最主要的是他们看重汇源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中国市场。他们看重汇源在中国踏踏实实地做了13年的果汁产业，是中国惟一的从基地、到工厂、到品牌、到终端都非常强势的企业，在这个产业链上没有其它任何类似的企业。汇源完善的产业链的优势，绝不是任何一个企业在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能够建立的。所以有人说汇源5亿美元就卖，我想太小看汇源了。

　　《中国企业家》：汇源在管理方面的家族模式很重，现在一些中国企业家开始重新探讨家族模式对中国企业的意义，你的看法？

　　朱新礼：大多数中国研究人员都对家族模式有一些偏见。全球一些跨国公司也是家族企业，但是他们已经走到了第四代、第五代，发展的背景和环境跟中国目前的家族模式又有很多不同。人家企业已经有非常丰厚的积累，有实力去抗拒管理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了。

　　可是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家族企业还处在积累、风险很大的阶段，家族人员一放手，请一个职业经理人来，一不留神出一个轻率的决策，再加上一些家族成员过多干预，企业衰败了，对方走人了，企业怎么办？更何况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严格说来还没有形成。

　　中国的民营企业，要不要放弃家族管理模式，我认为还处于一个过渡期。企业家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不应该过早地退休。第一代创始人要做到老，经过第二代的积累，第三代第四代逐步可能丧失兴趣了，那时候放手的时机也到了。现在好多企业家年纪轻轻地喊退休，我不赞成，你看王永庆为什么不退休，李嘉诚为什么不退休呢？

　　文/本刊记者 周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