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纪曾 自世界有文字记事，志书无疑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印刷物。在中国，几乎找不到没有志书的地方。省州府县、山河湖川，没有志书似乎成了化外之地。但为树作志，惟有山西洪洞。我们到洪洞来，也仅仅是因为它那些被志书记载的树，那些经难历劫、阅尽人间离乱依然苍劲蓊
郁的古槐。 笔直的大路流泻着晨光，庄稼收割完了，秋野一直裸露出天边。从临汾到洪洞只有20多公里，没等理清思绪，汽车已停在以大槐树命名的公园门口。
公园坐北朝南，门前是一个小广场，旁边有卖各种小商品的露天摊贩。虽秋高气爽，人却稀稀落落。三座飞檐斗拱门楼，中间一座略大。绿色琉璃瓦，紫红大门，米黄色墙壁，没有当今国内常见的那种浮华。檐下门额有“迁民遗址”四字石刻，简洁朴素。跨入大门，身心渐渐被槐叶掩没。迎面一座木牌坊，上刻“誉延嘉树”，背刻“荫庇群生”。若将公园作一部书，牌坊旁题为“大槐树迁民”的大型镶瓷壁画是最醒目的插图。一棵巨大的古槐占据画面中央，上贴官府“迁民告示”，成千上万乡民在手持兵刃的官兵监视下，推车的，挑担的，挎篮背筐的，扶老携幼，难分难舍。有人扶在树干上痛哭，有人折下槐枝作最后的念记，成群的鹳鸟不忍心朝夕相处的乡亲流落四方，在头顶盘旋悲鸣。遥远的历史场景。浓烈的现代气息。我们不再说话。
文献载，唐贞观二年曾在这里建造规模宏大的广济寺，寺旁有汉代古槐，“树身数围，荫蔽数亩”，汾河滩的鹳鸟纷纷在树上筑巢。唐宋时这里还设驿站迎送往来差役，驿道即从树下经过。元朝末年，农民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方国珍、刘福通、朱元璋、张士诚，各据一方，朝廷调重兵围剿，百姓陷入水火。《元史》称，至正十二年，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察罕贴木儿部与农民军“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至正十八年，顺德守军“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兵乱中又有旱蝗灾不断，黄、淮河连年决口，“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致使“禾不入土，人相食”。至明初，各地“积骸成丘”，“多是无人之地”。洪武十四年统计，河南、河北的人口都不足190万，各地官吏纷纷向朝廷告急。惟山西据天时地利，农民起义军攻不进去，且年年风调雨顺，人口达400余万。于是，朱元璋听取大臣奏议，开始大规模移民。不料形势刚有转机，朱元璋死，燕王朱棣以诛奸为名，由北京直进金陵，沿途烧杀抢劫，中原如同屠场。仅在真定一地即“斩首三万级”，在白沟河“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以至冀鲁豫皖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的大平原几成荒野，百姓非杀即逃。惟一的办法就是继续移民。时山西人口稠密首推临汾盆地，洪洞地处交通要冲，与幽燕齐鲁、秦蜀河陇四通八达，自然成为移民的重点和枢纽。明朝政府还在广济寺设立办理移民事务的专门机关，大槐树下成了移民集中和出发的基地。历史就封存在我们身边。
走过牌坊，眼前疏朗清幽，花木掩映。移民只有遗址而无遗迹，若无碑记和典籍，很难将眼前的一切同当年撕心裂骨的情景建立起关联。所有历史、文化、感情的巨大包容，只能慢慢咀嚼。明初移民虽有一些优惠政策，但主要是强制性的，专门制定的徙民条律以“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按官方指定的去向，由军队直接押送。移民必须在大槐树下领取“凭照川资”，同姓同宗不许迁至一处，这对家族及乡土观念极重的中国人来说，一如生离死别。百姓无力与官府对抗，只能带着对故土和亲人的眷恋，一步三回头，走出洪洞城，走出地平线。薪火相传的家园终于消失了，只有目送他们远去的大槐树和树杈上高高的颧鸟巢成为最后的记忆。于是，一首民谣在全世界华人中世代流传：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老家名字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资料显示，当年自山西大规模移民12次，分布十余省，其中直接迁往河南、山东、安徽10次。山东、河南一带，约有一半村庄是明代建立的。曹县有自然村2776个，明代移民建村1606个。河北邯郸县的250个自然村中有126个是从洪洞县迁来的。河南的汤阴、兰考等几个县的村庄都来自洪洞。由中央政府直接组织历时50年、波及大半个中国的移民，在世界移民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一座碑亭耸立在面前。亭不大，但锦幛半
垂，宫灯悬挂，如一座微型宫殿。亭中石碑有雕龙盘于碑冠，正面用隶书镌刻：“古大槐树处”。碑阴刻有铭文，记述迁民事略。旁边还有一些石碑，刻的都是重修大槐树遗址的根由和沿革。碑亭后有殿堂专供祭祖。两位女士在殿堂里热情招呼客人，一个管卖香，一个管收钱签名，反复说：“祭祖嘛，既然来了，就签一个名，烧一炷香，也不贵，图个吉利。”态度热情和蔼。殿堂本来不大，十几个人进去已觉很满，香火缭绕，人声喧杂，加上这项业务，显得拥挤而忙乱。四面木橱的格子里，放着当年迁民的姓氏牌位。墙上有图表，标明哪个格子里有哪些姓氏。但天长日久，天南海北来的人多，牌位大都已经放乱。以传统伦理，将姓氏牌位拿来拿去，不如固定存放更合人情。中国人的精神基点之一是安居乐业，生者希望安居，也希望死者安居。
相比之下，外面有一种很悠远的沧桑感。汉代古槐与广济寺早已被汾水冲毁。寺只剩孤塔，日日独自寂寥。千年古槐却深根不死，很快孳生出第二代树。现在，从古槐根系生的第三代树，也快有合抱粗了。据说，四周的槐树都是从同一根系萌生出来的。一树树槐荫给人以生生不死的感慨，而矗立在眼前的第二代树的骨骸则让人惊心动魄。黑色的身躯，沉默的灵魂，死去，依然用枝干擎撑苍穹。20多年前曾被大风轰然推倒，但又挣扎着站起来，在水泥和钢铁的护围下，继续与历史互相守望。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写道：“如果一棵树能记下自己的经历，它的记录就会如同一个民族的历史”。洪洞古槐就是我们的历史。它一代接承一代，根须深深扎进苦难。在我们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一开始就有人不顾一切，头撞不周山，结果天塌了，只好炼石修补。还要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还要从天上射下九个太阳，以保家园免遭焚毁。我们将那一切称为天灾人祸。有研究证明，人对顺境和幸运的经历是很容易忘记的，但对苦难和不幸总是铭心刻骨。但中国人有自己的心灵走向，洪洞古槐在民族意识深处成为一种精神维系的同时，也成为一种神明。辛亥革命期间，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兵进剿革命军，路上肆意劫掠，“无贫富贵贱，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兵过后，“城无市，邻无炊烟……箱笥无遗缕，盘盖无完缶”。孰料军中士卒来到洪洞时，见到大槐树如见先祖，纷纷作揖叩拜，将一路抢来的财物供于树下赎罪，洪洞由此免遭洗劫。
秋阳如海，心境亦如海。洪洞每年4月举办祭祖节，牵动槐裔子孙的乡思和脚步。然而，人们只说来寻根观光，热热闹闹一场，是忘记了苦难呢，还是回避、掩盖苦难呢？我们，我们的前辈和后辈，还会记得过去的一切吗？同样的秋阳和秋风，同样的槐荫和乡思，人隔几代，内容却大不相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