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在国际上以社会责任著称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遭到质疑。壳牌有什么隐痛，它又在回避什么?

　　■ 8351名搬迁村民失去土地成为“失地农民”，生计困难，许多家庭儿童辍学。

　　据悉，大亚湾村民的上访已经引起了 广东省委有关领导的重视。3月23日，广东省信访局局长梁国治派出专员专程到大亚湾了解有关情况。

　　2004年11月17日晚上9时56分，广东惠州大亚湾东联村村民（现被政府拆分到新联村）廖建平给记者打来电话，让记者收看某电视台2频道正在播出的知名经济节目。

　　这个时长半小时的经济节目正在讲述建立在廖建平和他的乡亲们的老房基地上的中海壳牌石化项目，为搬迁村民的生计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报道中说，中海壳牌的搬迁村民有1000多人参加了就业培训，“参加培训的很多人都找到了工作，实现了从农民到企业职工的角色转换，也实现了从一个农民到城市人的真正转变。”

　　而中海壳牌总裁蓝仲凯则在节目中表示，这些参加培训的人“将来能在我们的公司里工作或者其他的行业里工作”。

　　壳牌说谎?

　　节目中惟一的一位受访村民叫张新娣，代表“1000多名接受培训的村民”出镜。而事实上，她是仅有的两名在中海壳牌办公室里（后勤组）上班的人员之一。

　　据说，在此前半个月左右，节目的录制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一幕。

　　2004年10月28日傍晚，当中海壳牌公共事务部工作人员、有关公关公司以及电视台摄制组一行来到张新娣家拍摄时，遭遇了上千名搬迁村民的请愿，要求电视台采访他们，而不是指定的张新娣。据悉，当时地方政府几乎所有主要官员都在现场，并有数十名警察。最后，由公关公司人员出来假装电视台接待村民，“政府官员和警察声东击西，从后门护送来者离开。”当天一直在现场的廖建平，通过手机告诉记者现场发生的一切。

　　整个过程中，壳牌方面和当地政府屏蔽了其他村民的所有意见。令人尴尬的是，自从张新娣在电视台出镜之后，她已经被村民孤立。记者近日从有关渠道获悉，这个节目是由壳牌中国有限公司方面所邀请安排的。

　　这仅仅是中海壳牌就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的诸多宣传之一。壳牌方面通过劳务公司利用当地村民、劳工做形象宣传亦引起了村民和当事人的强烈不满。

　　村民质疑《壳牌报告》

　　中海壳牌对外资料显示，目前，共有479名村民在中海壳牌的项目里工作。而据记者了解，这400多名村民绝大多数为工地上的短期劳工，由施工工地的各承包方聘请。

　　据村里的劳工反映，过去，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为10小时，日薪48元。春节前夕，这些劳工的工时缩短到9小时，同时工资亦相应减少到43．2元/天。此外，他们除了得到了一份最高赔偿额为5000元的人身意外险，再没有其他任何保障。村民宋景章说，他们“以前可以工作20多天，而现在则只有10来天”。对此，中海壳牌公共事务部夏瑾的解释是，“考虑到要让更多的人有一份收入”。不难看出，村民们从工地中获取的劳动报酬总量并没有增加，惟一改变的是，看起来，有了更多数量的村民在中海壳牌“就业”。

　　有村民指出，中海壳牌最新版本的《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报告·建设可持续的未来》中关于“社会表现”的章节，多处描述与事实有出入。

　　“安置动迁”小节中描述：大多数搬迁村民并非以务农为生，搬迁后他们将转为城市户口，得到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医疗设施服务和就业机会。而记者从村民中了解的情况是：这些村民大多数以务农为生，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外地迁入的农民。他们到这边来的目的就是大面积耕种因本地人口外流而荒废的土地；并且，上述“外插户”在农地被征用之后，现在仍为农业户口，成为失地农民，而非壳牌宣传的“转为城市户口”；而所谓“得到更好的教育”，记者从移民村听到的消息是，他们中有许多儿童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

　　此外，报告中的“社会表现”章节中提到，“石仔岭村小组集资成立了一家光管整流器厂。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新工厂已经通水通电……目前已聘用58位搬迁村民。该厂满负荷生产后月产30万只整流器，可以提供800个就业机会。”而据记者了解，该厂目前已经停产。厂子本来为集体企业，后来成为个别人的资产，村民知道后，对以村民的名义借贷的350万元贷款不予认可。并且，他们股东之间的矛盾早已经上了法庭，“股东自己上了锁，村民后来在外面又加了一把锁”。工厂的一部分建筑已被租出去作仓库。村民说，工厂账目混乱，有关审计人员不敢进场审计。

　　搬迁村民生计恶化

　　2003年2月10日，本报头版头条文章《中海壳牌配套工程爆出集体贪污案》发表之后，引起巨大反响。文章发表前夕至今，记者已持续跟踪大亚湾移民问题长达两年多时间。在此期间，记者常常接到村民的求助，并多次赴当地了解情况。

　　2004年8月31日，由于地面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迟迟没有拿到，200多名村民代表到大亚湾开发区国土局要求查看当时的账目。最后，在村民强硬的要求下，国土局局长无奈同意复印账目。记者从村民手中看到了这份补偿款账目复印件，发现里面有许多签名无须专业人士鉴定即可看出是同一人手迹。村民指出，里面许多人根本不种地，也有许多人来源不明，还有些人隶属其他村小组，虚报现象触目惊心。村民代表胡荣华说，去国土局当天晚上他和另外5个代表就接到了恐吓电话。胡荣华说，我孩子辍学，家人生病躺在床上没钱看，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记者在当地调查发现，家庭状况比胡荣华更为恶化的情况比比皆是。

　　从动迁之日起，为期两年的生活补助时限已经到期。现在搬迁村民已经没有200元/月的生活补助，而以前的一些积蓄和补贴，已经用来购买550元/平方米的房屋，很多家庭已经失去生活来源。

　　村民把自己贫困的很大因素都怪罪于当地某些官员与村干部的腐败。因为按照“10号文件”（即《中海壳牌石化项目征地拆迁安置办法》），他们得到的补偿是按照有关规定的最高标准制定的。但问题就出在安置工程的执行过程中。8000多村民中有3500多“外插户”被“秘密分家”、区别对待，而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合法移民受到的歧视性待遇，给腐败留下了巨大的滋生空间。他们一是不享有每人3000元的建房补助和1万元的拆迁安置补偿；二是已经结婚的可享受单家独户住宅的兄弟被合并到父母一户名下，并且不给予回拨地，也不办理“农转非”城市户口。

　　记者了解到，部分官员的腐败除了前文中提到“多报”、“虚报”、“冒领”之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基层村官参与其中，而这些村官则得到了有关人员的保护。

　　一村民说，他亲口听到一个村官在政府的公开场合说：“如果谁把我弄下来，我要弄下4个官员。” 也许，这个村官的说法并没有言过其实?

　　记者手记　除了批评我们还应给壳牌一些公平

　　壳牌对自己在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计划”最得意的是其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海壳牌石化项目中所做的一切。而在这个项目中，壳牌最津津乐道的事情是，他们曾经为保护一个鸟巢为鸟儿“搬家”。

　　这个温情的故事是这样书写的：项目建设现场在土地平整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发现灌木丛中有一个鸟巢，鸟儿正在孵蛋。外方专家专门请来鸟类学家，分析鸟蛋何时孵化、雏鸟何时长大飞走，并根据专家意见改变了作业计划，先平整其他部分的场地，近两个月后，才将鸟巢搬走……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同样在这里生存的8351名百姓无法享受到这样悉心的照顾。

　　壳牌对记者解释说，按照中国的法律，村民的安置归当地政府负责。“我们对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的介入有自己的原则和尺度。”

　　当然，壳牌无法用“当地的法律”几个字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至少，壳牌说了许多对自己的有利的信息，而“忽略”了许多不利于自己的信息，并且，把有些信息故意含糊。在这一点上，壳牌首先得挨五十大板。何况，壳牌的社会责任4项理念就包含“在符合正当商业企业角色的情况下，表明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支持”。而当地的老百姓也认为，因为壳牌项目的落地，他们的一生才发生如此突然而巨大的改变。

　　我们并不认为，仅仅因为搬1个鸟巢比搬2707户村民容易，壳牌所以避重就轻。壳牌的可持续发展分环境和社会责任两个部分。客观地说，壳牌在“环境”——它自己能够独立做到的事情上面，做得比国内甚至国际上许多企业都要好。比如在大亚湾海域海底铺设长达22公里的废水排放管道；在工地修建5个大型的沉淀池，不仅收集雨水，还可防止水土流失；在机器上装了消音设备，出现了令人奇怪的静悄悄的工地；进行海底生态的调查，花很大代价把活珊瑚移植到临近海域等等。

　　而社会责任——也许问题就出在“社会”两个字上——碰上这两个字，“责任”顿时变得复杂而沉重起来。除了壳牌辩称的法律因素——“这个事情并不由壳牌负责”之外，壳牌毕竟不是检察院，也不是反贪局。“在人屋檐下”，壳牌也有自己的隐痛。

　　不容否认，壳牌除了对村民乐施善助，在为当地村民做培训等“未来”问题上亦做了不少工作。但现在村民遇到的问题是，失去土地之后，老百姓的“生存链”被突然切断。而人是一个社会人，作为社会人特征的知识和能力限制，导致他从一个耕作的农民向一个失去土地的居民的转换注定要面临巨大阵痛。加上一些基本的权利被侵犯剥夺，直接的结果就是更加贫穷。因此，壳牌必须认识到，大亚湾的村民面临的是一个“先生存而后发展”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