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明华
上海人的祖先是河南人吗
最近一篇很有影响力、并被多家大报转载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上海人是谁？”这是“曾经以开口‘阿拉’为荣的上海人，如今越来越搞不清楚(的)这样一个平常
的概念。”并言词凿凿给出了答
案：“如果要追根溯源，上海人最早的祖先是河南人。”(慎海雄：《从红色圣地到“商业发电厂”》，新华社上海6月27日电)很可惜，作者引用了距今约4000年的局部的考古发现，不知为什么前提既是“最早的”，反而舍弃了更早的5000年、6000年前的资料，因为这些资料给出的答案并非如此。是疏漏？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弄不明白，因为距今6000年的“上海第一人”的考古新发现在许多媒体上刚刚引起过轰动，时代相当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更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报道。
上海，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座新兴的城市，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是存在于我们不少人脑海中的传统概念，也出现在一些颇有学识、颇有身份甚至本土的学者和领导的文章中、演讲中。如今又有人突兀地宣传“上海人最早的祖先是河南人”的观点，让“阿拉”们，让关注“阿拉”的人们一头雾水。作为一位长期从事上海考古与研究的专职人员，很不是滋味，显然，责任在我们，虽然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但宣传普及工作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崧泽文化”时期的上海人
考古资料证明，在今上海的柘林、马桥、诸翟南北一线有一条距今6000年以前的古海岸线，至今能在地下发现由螺、蛤、蚌等的海生动物遗骸堆积而成的贝壳沙带。上海的陆地则以此线为界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距今6000年以后由长江泥沙冲淤而成，西部则是古大陆，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活动。在今青浦区的崧泽村、福泉山，金山区的查山，考古工作者分别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因其类型最早发现于浙江嘉兴的马家浜村而得名)。出土的器物如夹沙红陶釜、鼎、炉(炊具)，牛鼻耳陶罐(容器)、黑衣陶豆(食器)、穿孔石斧(砍劈工具)等，形式上与江苏吴江梅堰、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出土类型完全一致(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下层马家浜文化可早至距今约7000年)，因此，可以证明，上海最早的居民应当来自今浙北、苏南一带。这批移民不但从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还在这片处女地上莳稻养畜(崧泽遗址下层出土的籼、粳稻颗粒是当年中国首次出土的、时代最早的实物标本；经鉴定为家猪的骨骼多有发现)，打渔猎兽(不少石、骨箭镞和已经烧烤食后的麋鹿、獐等动物遗骨)，纺线织布(崧泽遗址出土过陶纺轮，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陶器底部已见粗布印痕)，发展生产，经营生活。当他们的生活初步安定下来之后，很快又以主人翁的身份，率先发明了开凿水井的先进技术(1987年在崧泽遗址清理到了马家浜文化直筒形水井)，从此彻底改变了人类离不开河、湖等自然裸露水源的被动生活，为推动中华文明的进程作出了一项十分重大的贡献。
以后，在距今5000多年时，上海的古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遗址增至六七处，像崧泽遗址中层有100多座墓葬的大型墓地的出现，说明当时上海的人口出现了较大的增幅。陶器以黑衣灰陶为特征，器形明显增多，而且出现了一批杯、觚等用途明确的饮酒器，反映了稻作农业已经相当发达，有了可以酿酒的余粮。玉器除了美化用的玉璜、玉环，首次出现了中国用玉文化中颇具里程碑意义的、由实用玉衍生出来的意识形态的“七窍玉”的祖形——放在死者口中的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崧泽玉璜上首先发现并得到肯定的线切割工艺的痕迹，是认识原始琢玉工艺的一项重大突破。松江汤庙村遗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石犁，足以证明上海曾经是全国最早发明极大推进农业发展的革命性农耕工具——石犁的地区之一。当时的上海在太湖地区已具备一种发达中心的态势。有鉴于此，考古界即以崧泽遗址中层文化类型定名为“崧泽文化”。由于周邻地区的江苏张陵山、草鞋山，常州圩墩，苏州同里，金坛三星村，浙江吴兴丘城、嘉兴南河浜等苏南、浙北遗址多有相同的崧泽文化遗存，反映了崧泽时期的上海先民的基本成分与马家浜时期相同，地域范围稍有扩大。但从其文化面貌又与安徽薛家岗类型、山东大汶口文化、江苏刘林与青墩遗址、江西樊城堆类型、湖南岱子坪遗址多多少少有些相同的因素考虑，他们之间的来往已经十分频繁，当时的上海人可能有这方面新族籍人员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