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甲申猴年——八年离乱 天亮前夕
1944年是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第七个年头,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八年离乱,此时到了天亮前夕。1月25日,农历甲申年春节。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许多人在为黎明前最后的黑暗彻夜地守候。在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正在为自己的前途
担忧。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伴随着秧歌的锣鼓轰轰烈烈;在重庆和昆明,由于通货过度膨胀,流行着黄(金)白(米)生意,人们背着成捆的钞票挤在买米的队伍里;在上海,奇女子张爱玲已经达到名气的巅峰,成为沦陷上海的一个传奇。
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春节前许多农民收到了文艺工作者送来的新年画,画中的秦琼和尉迟恭换成了八路军战士和民兵,拥军爱民,团结抗敌是新年画的主题。
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
这一年,郭沫若写出了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儿歌《读书郎》诞生。战火中,许多人因为豫湘桂大撤退而流离颠沛,琼瑶和她的家人也汇入逃亡的人流中,她回忆道,一路上,遍是荆棘和杂草,天亮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家园已经被烧成了平地……
1944年1月25日,农历甲申年春节。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许多人在为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彻夜守候。国民党《中央日报》这样描述道:春节之晨,山城灯火通宵,全城人士亲送旧岁以去,目睹新年以来者,约占三分之一。
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正面战场上,日军发动的鄂西和常德两次战役,被中国军民击退,日军伤亡6万多人。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和新四军毙伤敌伪军二十万人。在欧洲、北非和太平洋战场上,同盟国都已转入反攻。
在两个月前召开的开罗会议上,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应邀出席,中国继苏、美、英之后跻身四大国行列,这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高峰。
中美建立的空军联合大队,在短时间内,已经取得华南和华中的制空权。《中央日报》新年的社论已经开始谈论收复失地后如何重新建设,统一四分五裂的疆土。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春节前,许多农民收到了文艺工作者送来的新年画,画中的秦琼和尉迟恭换成了八路军战士和民兵,手里也拿的是步枪和大刀。拥军爱民,团结抗敌是新年画的主题。
大年初一,各单位的业余秧歌队上演了一百五十多个节目。最受欢迎的是秧歌剧《兄妹开荒》,剧本描写在山上开荒的哥哥和妹妹闹误会的故事,剧中唱道:雄鸡雄鸡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热炕上做懒虫。
这一年,包括毛泽东在内,边区政府的每个人都制定出一年的劳动计划。男同志上山开荒种地;女同志在家纺线。在大生产运动开展两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已经基本实现衣食的自给自足。
这时候,一个中外记者西北观察团正在延安访问,《新民报》主笔33岁的赵超构是其中的一员。记者团受到延安交际处的热情接待,每天由他们安排采访和座谈。
进入延安第一天,延安给赵超构的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颇为刚健的农业都市。”
“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穿旗袍的女人,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女同志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赵超构在访问记中写道“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1944年的上海文艺界
和历史同时期相比,1944年是上海少有的高温年份,35度以上的高温持续了35天。此时上海正在上映由周璇、袁美云、王丹凤主演的《红楼梦》,影片着重演绎了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男欢女爱是这一时期上海影坛的重要主题。
这一年,24岁的张爱玲一生中所有重要的小说已经相继出版,她的书在上海风行一时。在她的笔下;看不到战争的硝烟,但霓虹灯闪烁的上海却充满了小人物的苍凉。在她的散文《我看苏青》中这样写道:
“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线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迭嶂。我想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感。”
在战争中畸形繁荣的中国城市
国民政府一直依靠发行纸币来支撑,大量纸币造成通货膨胀,有钱人就依靠囤积居奇发财致富。在战争中畸形繁荣的重庆和昆明,男人西服礼帽,女人则是玻璃丝袜、高跟皮鞋和波浪发。在美国军人大批进入中国之后,欧米嘎手表、派克金笔和高级化妆品成为市面上最时髦的东西。
此时,生活在重庆的宋庆龄在写给美国友人格雷思·格兰尼奇的信中,这样描述国统区的生活:
通货膨胀逼得许多人自杀,在一个学校里一夜之间有4个人上吊———已经3星期没有肉,鸡蛋要3元钱一个……学生们很受苦,学习水平到处都在下降,从前60分及格,现在有35分就过去了……这一年,一位美国专家对1200名中国士兵进行检查,发现57%的士兵营养不良。800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1944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湖南衡阳县渣江镇充斥着枪声、人声、追逐声,一对父母拉扯着一个女孩逃向山中。这个女孩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的琼瑶,45年后,在自传体小说《我的故事》中,她回忆,一路上,遍是荆棘和杂草,天亮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家园已经被烧成了平地。
12月31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说,“由于一年来斗争胜利的结果,我们的正规军由四十七万增加到六十五万,民兵由二百万增加到二百二十万,解放区的人口由过去的八千万增加到九千二百万,这就大大增强了我们的反攻力量。”
一天后,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说:就全战局来说,的确胜利纷纷,但胜利却不在我们这一角。对于1944年底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正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