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江渭清时任江苏省第一省委书记。在工作过程中，他敢于在毛主席面前说真话，反映基层的实际问题，使得中央能够及时采纳群众意见，起到了党员干部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

　　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1960年，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他把6个大区的书记及有关的省委书记叫到专列上，和他们 研究有关农村工作的问题。江渭清是其中之一。

　　汇报中涉及“公共食堂”问题。当时上上下下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办公共食堂有利于集体出工，可以节省粮食，节约柴草……总之好处很多。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太多，弊大于利，根本不适合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必须加以解决。

　　江渭清一直没有说话，不久前他到农村调查，发现了很多问题，是说还是不说？他一直在琢磨，公共食堂问题一直是个敏感问题，不是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被打成右倾吗？但是，他还是想说，因为有一件事情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不能抹去，他认为必须在毛泽东面前说真话。

　　江渭清正在沉思，毛泽东点他的名了：“渭清，他们都发表意见，唯独你不发表意见，是什么道理？”

　　江渭清说：“不少同志认为办公共食堂怎么好，怎么好，我了解到的情况却是怎么不好，怎么不好。”，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那你就讲怎么不好嘛！”

　　江渭清已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说了出来。

　　他说：“公共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粮，我们的国家吃不起啊！您老人家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全劳力吃干，半劳力吃稀，是因为粮食不够。现在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的粮。”

　　毛泽东认真听着，竖起一个食指，操着湖南普通话说：“这是一，二呢？”

　　江渭清见毛泽东如此，进一步放开讲：“猪为什么少了？鸡为什么没有了？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口猪，就是3亿口猪。现在您老人家带头不吃猪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猪肉，这成什么体统？”

　　毛泽东竖起他的中指，问：“这是二，那么三呢？”

　　江渭清深感痛心地说：“主席，办公共食堂的损失，是很难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这还算小，您再到公路上看看，树都砍得差不多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搂一搂，弄点树叶子，烂柴草，就可以了。现在都给你烧木柴，毁了多少木材啊！”

　　毛泽东竖起无名指，对周恩来总理说：“总理，他说得有道理啊！”周恩来点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侧过身，对江渭清说：“你江渭清说食堂不好，不能办，你就马上解散吧！”

　　江渭清说：“主席，马上解散还不行，群众没有锅，碗筷也要准备。”

　　“你说要多久？”

　　“要3个月。”

　　事后，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详细调查，作出了顺应民意的决定，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相继取消。真的应了毛泽东的话：“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

　　1958年中国大地上的“大跃进”，使“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毛泽东热情地肯定了它，但对这其中的很多问题，他的心里也没有底。

　　20世纪60年代，郑州会议召开前，毛泽东跑了不少地方深入调查情况。他来到上海，把曾希圣、江渭清等人找去，专题研究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

　　毛泽东见到省委书记们，开门见山地说：“有人说我们，所有制这个大前提，既搞大了，又搞快了。现在我们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研究，要找到理论根据。柯老、曾希圣、江渭清你们三个人，分头去搞调查，把调查的情况向我汇报。”

　　毛泽东坐镇上海，并叮嘱他们，这次调查的时间不要长，一个星期到十天然后回上海来汇报。江渭清和陈光带了两个秘书很快到了武进，找了一个有特点的大队，蹲了一个星期，然后风尘仆仆地返回上海。毛泽东已经在等他们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你们回来了好。我就等着你们的情况呢！”

　　江渭清听曾希圣汇报的时候，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调查来的实际情况讲给毛泽东听，不管那些情况是不是阴暗面，因为主席是要听真实情况的。一时走了神，毛泽东又在叫他：“渭清，你呢？”

　　江渭清赶忙回答：“我和陈光到了武进在一个村子待了几天，有个支部书记给我很大启发。”

　　“这个支部书记讲了什么？”

　　“他说，今天人民公社搞得这么大，出现了浮夸风，平调风，主要原因是三个误解。”

　　“哪三个误解？”毛泽东听得十分认真。江渭清沉住气，将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话复述给党的最高领袖听：“在农村，现在有三个误解：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共产主义；第二，我们把现在的集体所有制误解为全民所有制；第三，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误解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听到这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钢笔，对在座的人说：“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呀！”

　　江渭清又把农村支部书记、大队长们的意见，进行了简要的概括———现在的问题是三个不相适应———这三个不相适应是因为前面的三个误解造成的。

　　“说说哪三个不相适应？

　　“首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公社所有制，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力，而是耕牛的生产力；第二，是现阶段人们的觉悟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农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适应不了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第三，我们的干部的管理水平与农业大生产不相适应。这个问题很明显，农村干部的管理水平，从互助组，合作社，一下子过渡到人民公社，怎么能适应得了？

　　听完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站起来，又说一句：“这个支部书记有水平！”

　　听到毛泽东这么讲，江渭清十分兴奋，他对毛泽东说：“现在，农村基层的同志，都希望中央能有个正确的决策，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好，我们很快就开会，是要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不久，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之后，刮起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问题。整社3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犯了冒险主义。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下面的同志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现在搞的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应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要出安民告示，我们在党内的主要锋芒还要反“左”。毛泽东的这些话，肯定是吸取了来自基层的意见，这其中有没有那个支部书记的意见，我们没有考证，但他的话中的确讲到了误解，讲到了不相适应。

　　说到这一点，江渭清总要重复毛泽东的一句话，毛泽东说过：中央是个加工厂，原材料来自各省，根据各省提供的材料，制成成品。你们提供的是优质材料，就加工成优质产品，你们提供的是劣质材料，就加工出劣质产品。毛泽东的话可谓语重心长。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