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精兵简政的目标，必需要从精官和减官做起。现在，平均每26位平民就要养活一名官员！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摆出了这个数字，呼吁应该再次精简官员。

　　数字清晰地告诉我们官员队伍现状。但笔者认为，应理性看待这样的数据，分析形成这样状况的前因后果，从而找到合 适的路径进行改革，简单化看待官民比无益于社会。

　　在此问题上，我们除了考虑数字外还要考虑其他价值。改革开放之前，官民比是1∶67,现在是1∶26,我们是否能够得出越改革越糟糕的结论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虽然付出了官民比上升的代价，但是我们取得了其他的价值。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前，基层绝大多数教师是民办教师，他们吃不到财政饭，而现在民办教师已经转为了公办教师，成为县乡两级财政单位中吃财政饭人数最多的群体。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以前的吃财政饭少，财政成本低，是以民办教师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为代价的。在这一点上，只看付出的成本，而不看社会的收益是相当不智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历史性地看待官民比。“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笔者认为简单地将现在的官民比跟二千年前西汉的相比较并不恰当。农业社会与现代社会对于政府管理的需求并不一致，在自然经济的情况下，政府的职能单一，官民比不高是正常的，而社会越发展，对于政府的公共管理就越迫切，人们要求政府提供的服务也就越多，此时官民比上升也是历史的必然：香港小政府大社会为世界所称道，但即使如此，在这样一个六百多万人口的城市里，却有着一支三万多人的警察队伍，但是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恰当，反而感到惟有如此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定。

　　笔者并不讳言行政体制人浮于事的痼疾，以及对其进行改革的必要。但是改革的目的应该是达成善政，而不是简单的计较官民比。当一个社会达到善政，也就是能够维护每个人的公平与正义，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时，其官民比就是恰当的。任何期望通过对历史的比较，进而通过简单的数学换算来得出一个官民比的愿望，虽然美好但都是不切实际的。

　　精简官员的愿望虽然美好，但是如果不将其与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将其与社会、经济、政治及人权事业的发展历史性地联系起来，易于产生简单而极端的看法，也非社会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