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窥的议论,近两年无意之中看了不少。无意,是因为自己没有想过偷窥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所以没有想过要看一看别人对偷窥有什么说法。但毕竟又看过不少议论,看着这些议论,才觉得事情真的可以越说越大。
当然,现在农村的厕所里都发现了针孔摄像头了,这个事实可以用来证明偷窥成了严重问题。不过,从
总体上的判断,总归会让我不敢放心地相信。
村里的厕所被安了针孔摄像头,表明偷窥者运用了新设备,但并不表明因为有了针孔摄像头所以偷窥现象蔓延到了农村。偷窥现象不是今日才有的,哪怕在农村也不是。偷窥者也并不见得就是十恶不赦的坏种。成长中的少年,有偷窥欲望和偷窥行为的并不少见,大多数情况下,随着成长过程的完成,这种偏差行为会得到自行校正。偷窥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一种婚俗,“听房”就是民俗中被允许的偷窥。
越来越多的偷窥报道,越来越多的对偷窥的担心,是隐私意识普遍觉醒的表现,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明偷窥现象“于今为烈”,则是一个疑问。
我当然不会唱偷窥的赞歌,无论如何,偷窥行为构成对他人隐私的侵犯。我所怀疑的是这样的判断,可用于偷窥的器材容易获得,会导致偷窥行为更加普遍地发生。尽管这样的推理,很合乎思维的习惯,但未必合乎事实的逻辑。美国经常发生枪击案,就会有人说,那是因为美国人很容易拥有枪支;这样的推理,无法说明为什么加拿大人同样很容易获得枪支,却极少发生枪击案。所有用于偷窥的器材,都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用途,它们既非专为偷窥而发明,也并不只能作为偷窥的器具,既然如此,这些器材是否用于偷窥,就与掌握器材的人有很大关系,而我们很难说今日的人们比以往的人们更加喜欢偷窥一些。
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偷窥所获得的记录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很容易被传播。一份偷窥记录,很可能直接进入网络,也可能被制作成商品出售。这扩大了被偷窥者的受害程度,而且由于偷窥行为的隐避性,受害人很难追索祸首。在很多情况下,一份广泛传播的偷窥记录,也许并没有明确的受害人,例如有意不暴露被偷窥对象的明显个人特征,就不会有人“对号入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偷窥记录的传播仍然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全感。
但偷窥并不是一种罕见的人类行为,它是潜存于人内心的欲望。我们很难断定现在比过去有更多的偷窥行为,因为过去偷窥行为也相当普遍地存在。而在全部偷窥行为中,被发现的从来都是极少数,大量实际发生的偷窥行为并未被发现。这表明,希望借助于任何惩罚手段有效地减少偷窥行为,都是有难度的。
控制可用于偷窥的器材,不仅会导致技术与人的人为隔离,而且并不能减少偷窥行为的发生,它只能减少偷窥者所制作的记录。我想,哪怕不为任何实际的用途,而仅仅出于一种爱好,人们也应当有权拥有照相手机、小型摄像头、数字录音笔等“间谍器材”。
为了根绝“副作用”而禁止一项技术,社会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很难事先预计。当初,德国的谷登堡在西方发明活字印刷术,教廷曾经为这“神赐的技术”欢欣鼓舞,因为这一技术有利于《圣经》的传播。不过,很快地,印刷术的“副作用”就出现了,大量印刷使阅读变成一种不再神圣的事情,也为“不良图书”的流行提供了技术条件,所以教会又发布了“禁止滥用印刷机”的禁令。如果教会的禁令完全生效,印刷术会成为什么呢,这种技术就不会是一种有利于思想自由的发明,而会变成一种思想控制的手段。
偷窥比以前更多了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没有谁有过真正的统计。凭着“偷窥越来越普遍”的印象,人们惊呼现在进入了“偷窥时代”,而因为这一惊呼,人们开始计划着封锁“偷窥器材”。对于这样的惊呼,对于这样的动议,我虽然理解其良好的动机,却无法相信其正确性。事实上,尽管偷窥绝不是一种道德行为,但任何人都无法发明出杜绝偷窥的方法,无论有没有器材,偷窥都在发生。最随手的偷窥器材,乃是人的眼睛、耳朵,某些时候鼻子大概也起一点作用,但你不会为了禁绝偷窥而剁掉人的五官,是不是?
【来源:江南时报;作者:刘洪波】
编辑:林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