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GDP增速数字汇总竟超出全国3.9个百分点”，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委员在政协大会上斥责地方统计数据注水的新闻被披露出来，语惊四座。

    事实上，只要稍许留意，就会发现一系列被“注水”的统计数字，不能不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暴露出日益严重的“官场浮 夸风”：

    ———东部某贫困县实际财力下滑持续多年，通过“空转”手法，财政收入指标连年攀升，空转数额达4000多万元，这是责任考核下的“魔方数字”；

    ———为争取“养羊扶贫先进县”奖金，湖北省房县摆假场面欺骗检查团，根据“需要”上报山羊饲养量，这是利益驱动下的“儿戏数字”；

    ———一中部省某镇大搞“万亩黄花菜工程”，菜苗到农户手中时已腐烂变质，实际栽种成活的仅5亩，一些农户血本无归，这是形象工程下的“血本数字”……

    这些“数据注水”的官员究竟是何种心态呢？听听人大代表怎么说。

    “下多少指标完成多少指标，没有完不成的”

    记者与几位人大代表接触，聊起这一话题，他们都反映，有时“不编假数字、难过考核关”。

    东部某县的一位人大代表说，比如经济发展速度，从上到下层层递增，到了乡镇就会高达20％以上。乡镇一级经济实际上增长非常缓慢，少数地区是下跌的，要增长20％，除了闭着眼吹“数字泡泡”，别无他法！

    对上级下达的一些与基层实际背离的“硬指标”，一些干部们感到有苦难言，但也有的是招法。“吃专项、截留工程款，反正变着法子也能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这位代表说，“有些经济指标是硬性的，有一些社会发展事业指标，像儿童入学率、乡镇文化建设这些底下报多少就是多少，山大沟深的谁去核准。”一位基层干部坦言。

    一位在基层当了六七年书记的人大代表说，“上级下多少指标就能完成多少指标，并且下什么指标都绝对能完成。怎么完成？我看有的地方拆东墙，补西墙，提前征税。“现在有些地方，把‘乌纱帽’和数字挂钩，不完成高指标就要‘摘帽’，就要‘一票否决’，能不造假吗？”

    “新上任，我怎能否定前任‘政绩’？”

    一位地级干部告诉记者，他到一个地方上任后，挤出财政2.4亿元的“水分”。“可是这怎么能说呢？我的工作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开展的，我可不能得罪前任领导啊！”他给记者举例说，一个贫困县的财政赤字2亿多元，这可是年年做假，最后把自己给“套”进去了。

    来自西部的一位代表告诉记者，他到一个地方上任后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夯实计划生育基础，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推倒重来”。完成多少多少指标都是虚的，现在许多工作都陷入了八股和形式。“在工作调查中我就发现了上万超生户”，可我推倒重来能行吗，这压力得有多大呀？”

    一位代表坦言，他们地区今年市委决定取消22项考核指标，因为每年签的各项任务指标没有一个县完不成，基本上都是“一张面孔”。他发现一些指标完成是费力的，可前任已经把数字夸上去了。

    “报假喜者得真喜，讲真忧者得真忧”

    贪官王怀忠于“九五”期间在安徽阜阳当政，阜阳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4.7％，上报的数字却高达22％。贫困的阜阳被吹成全省发展最好的地区，王怀忠提拔了，阜阳人民却遭了殃。

    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说，一位官员反映前两年他们根据市里的实际情况，对上报的统计数字进行“缩水”，马上招来一片指责声。如果说这样的干部是“被逼无奈”，据他了解，有的乡镇人均收入明明很低，上报时却大量“注水”，事后有人就因“政绩”突出而升迁。这真是“报假喜者得真喜，讲真忧者得真忧”。

    一位代表坦言，到目前为止，还没见追究过这些造假者的责任。“前任领导、别的领导都这样搞，后任也依样画葫芦。现在考核的主要依据是‘账面数字’，而不是看你是否说真话，谁去讲实话冒风险呢？”

    甘肃省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处处长刘卫红代表，是位长年战斗在统计战线的老同志，她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虚报瞒报从县乡就开始了，许多该完成的指标都是预测或预算的，有的地方行政干预太大。特别是一牵涉到部门利益、集团利益，这‘水分’就更大了。如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就会给国家重大决策的制定造成误导，必须确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在法律制约下进行统计工作。”

    代表们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我们目前干部的政绩考核体制有关。一是“惟GDP论”，考核干部的标准中，所谓“经济建设成就”所占比例过大，甚至成为实质上的“惟一”；二是缺乏有力的制裁体制，即所谓“吹牛不犯法”，看见过领导干部因为贪污腐化倒台的，没见过因为“数字注水”而“出事”的。

    他们呼吁，要从上至下狠揭“造假疮疤”，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之风。

    当前结构调整中经济发展的低缓期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能认为在此阶段工作的干部创不出高增长就没政绩。要把干部的指标考核与按经济规律办事结合起来，建立规范的权力运行体系和科学的考核政绩体系。

    “痛斥”之后必须“痛打”。王维忠代表认为，要从根本上最大限度减少“数字注水”现象在官场的出现甚至蔓延，必须搭建起相应的“高压线”，让那些敢碰“高压线”的人付出代价，让统计法真正“硬”起来，不然，我们再说多少句“强调”，再拍多少回桌子“痛斥”统计数据造假，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新华社记者陈芳朱建军（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