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宏维
小学课程对刚进入学校的孩子来说,是十分重要、甚至是铭记终身的。然而,与课程相关的教材和教学又在怎样传播性别观念呢?
有研究者以访谈方式问及学生:“在学过的(语文)课本里有哪些女性形象?”答:“
有阿姨、奶奶、小女孩,还有一个小护士”。问:“奶奶是干什么的?”
答:“(邓颖超)奶奶是给周总理补睡衣的,补得很仔细,补了好些个补丁。”孩子的答案来自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文《周总理的睡衣》,但内容却让人不胜感慨,当年叱咤风云的革命先驱、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领袖人物邓颖超,竟就这样被解读为一个戴着老花镜、默默为丈夫缝补睡衣的“贤内助”,而课文主题也并非是表彰缝补,而在讴歌周总理的两袖清风。研究还发现,在小学语文基础训练中出现的获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呈现在孩子面前的也免不了仅仅是一位耐心、细致、慈祥的母亲形象,而她作为世界著名科学家的那些优秀品质和巨大学术成就,则被湮没在“伟大母性”之中。
当然,问题不在学生,而在教材和教学。
女性主义教学论(FeministPedagogy)认为,实现学校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教育从来就不是不偏不倚、中立地进行知识传授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控制和社会价值导向,学校则是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场所之一,它必将忠诚地复制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果社会仍处于父权制文化背景下,学校教育也就肯定要将这一背景的特征反映出来,即通过教育来传播父权制的文化、维护“男尊女卑”的性别统治。所以在小学课本的选编中,难免会充斥“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一些传统偏见,即使选编者完全是无意识的、或者是从非常善良的愿望出发的。在父权制文化体制中,人们习惯以“贤妻良母”作为评判“好女人”的社会标准。若女性不符合这一标准,即使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再伟大,也算不上是“好女人”。相反,评判成功男性就只须看其事业成就的高低,而他是否“贤夫良父”,根本就是多余的了。男女社会评价的双重性标准,其根源就在于父权制将男性定位于社会、将女性定位于家庭。这一观念一直绵延至今——例如对面对某一事业成功的女性,采访的记者或节目主持人马上就会追问再三:“你是否感到对家庭没尽到责任?是否对丈夫和孩子有所愧疚?”
中外女性主义教学论对各学习层次的课本进行了系统检视,发现从幼儿园到小、中学教育中,歧视贬低女性、散布性别“刻板印象”的情况大量存在,具体有几个方面:
首先,是教材中出现的人物在数量上男性大大多于女性。如目前国内使用率最高的“人教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年-1998年,共12册)小学语文教材,其中选入的描写或包含人物、拟人的课文共为149篇,涉及人物236人次,其中女性共出现55人次,占23.3%,出现的男性为177人次,占约75%,在数量上明显倾向于男性。而且,课文中出现的女性在真正意义上作为主人公的也较少,仅为19.2%,男性作为课文主人公的则占81.%。这些简单的统计数字说明,在目前中国的小学课文选编中对男性的关注与表现还占着绝对优势。
其次,在教材中女性“出场”的场景大都局限于家庭。课文中的女性可归为两种:一是含辛茹苦、勤俭持家的母亲或妻子,另一种是充满温馨、亲情、疼爱孩子的母亲或妻子,说到底其实只有一种女性:母亲或妻子。相反,在小学教材中出现的男性人物大都是事业型、知识型、管理型的,活动场景则是社会的、职业的。男性人物哪怕不是革命家、科学家,只是一名朴实的渔夫或农民,也是有抱负、有主见、有独立个性的社会主体。而女性的情况却不同,即使是出生入死的革命家、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在课本里也须以母亲或妻子的形象出现,这实际上就在小学生单纯的心灵中播下父权制观念的种子,并引导他们接受由父权制界定的“好女人”的观念——对于女性最重要的并不是她们获得了多大的事业成就,而是在家庭中是否扮演了称职的母亲或妻子,若缺少后一方面,就不是“好女人”了。
再次,教材中出现的母亲或妻子形象往往具有更多的负面性,总是比父亲、丈夫低级。如在第6册《我家还缺啥》这一课文中,母亲目光短浅,只希望攒下钱买台洗衣机减轻洗衣的劳累,而父亲虽也是农民却注重学习,想到要在科技方面投资。在第10册《落花生》这一课文中,父母之间的高低对比更是鲜明:父亲学识渊博、思想深邃、微言大义,是孩子们权威的人生导师;而母亲文化低、不谙大事,虽心甘情愿照顾子女、体贴丈夫,但总免不了婆婆妈妈那一套。在夫妻关系上,也大都表现为夫唱妇随,凡事由男性家长一锤定音,等等。通观小学语文教材中对女性的定位与表现,确实就如法国女性主义者波伏娃所指出的,女性是次于男性、低于男性的“第二性”。毫无疑问,这些都被烙上了父权制深深的印记,而严重的问题是学习这些课本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被不平等性别观念灌输,父权制观念在不知不觉中渗入了幼小的心灵,对他们的成长将产生怎样的误导是可想而知的了。
现代教育是通向人类平等和促进和谐、发展的主要手段。为真正发挥好这一手段的作用,女性主义教学论对教育的审慎与批判是非常必要、及时的,体现了重大的思想、文化价值。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
编辑 张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