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影院的百年变迁
成立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几乎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影院之一。这个昔日的“远东第一影院”不仅目睹了近八十年来中国电影的兴衰流转，更是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活样本
文/戴靖婷
今天，即使生活在上
海，也只有中年以上的人才能准确地指出上海大光明影院的位置。在繁华的南京西路，距离新世界百货商场不过几百米的地方，这座年久失修的建筑淹没在一排不起眼的小商店中。只有巨大的电影海报提示着它的身份。“大光明电影院”的大字招牌与曾经为人称道的黄色外观积满了灰尘，让人几乎无法想象它曾经显赫的过去，只有大厅两侧四道直通二楼的长梯依稀可辨当年的气势。
据了解，自1933年修复之后，这座昔日的“远东第一电影院”就一直静静地容装未改地伫立在那，目睹着不同电影时代的盛世繁华。
远东第一的大众王宫
“我爸爸是棉花商人，他只去大光明这样的首轮影院。我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带我去电影院，他爱看滑稽戏，比如卓别林，《劳埃与哈台》，还有《金刚》、《人猿泰山》这样的动作片。”81岁高龄的原上海电影制片厂编辑沈寂回忆起童年的快乐经历，眼神中仍然带着一股天真的欢喜。他怀念的是早期的大光明。
1928年《火烧红莲寺》一把大火烧热了刚刚兴起的中国电影业，引发了万人空巷的观看热潮。一位来自潮州的资本家高永清看准了放映业的商机，当时上海的电影院多集中在虹口，于是他联合部分外资将静安寺路(现在的南京西路)的卡尔登跳舞场改建为影院，聘请《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编周瘦鹃为广告部主任，周瘦鹃为这座设有茶室、酒排会室、吸烟室、等候室的新影院命名为“大光明”。
1928年12月23日，梅兰芳为大光明剪彩揭幕。
早期大光明的辉煌很快终结于1930年的“《不怕死》事件”。在放映美国丑角罗克主演的辱华影片《不怕死》时，著名戏剧家洪深愤起抗议，被巡捕房逮捕。在社会民众的声讨与媒体的抵制下，大光明黯然停业。
“今天的大光明实际上是1930年停业后新建的，当时的地盘比现在大很多。”大光明电影的前任经理李名骏介绍。彼时的上海滩是“冒险家的乐园”，被称作“华南电影院大王”的英籍华人卢根对影业已颇具规模的上海虎视眈眈，一心想把大光明改造为远东第一流的影院。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与美国人合作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公司来投资。一味追求最高标准的庞大改建计划几乎耗尽了卢根的资本，成为其破产的导火索。但他实现了“远东第一”的梦想。
1931年6月的《申报》上，连续几天刊登大光明电影院重新开业的整版广告，赫然以“远东电影院之权威”为口号，并以“冷气设备温度适体四季如春”为一大卖点。当时上海的电影院还在用电风扇降温，大光明耗资30万元的冷气间成为首屈一指的特色。而由德国著名建筑师乌达克设计的影院至今仍是上海重点保护的文物，共上下两层，有一个1900座位的放映厅和三个休息厅。设计者的精巧用心体现在从地板砖到红地毯每一个细节。
到如此豪华的影院看一场电影自然价格不菲，在大光明的开业广告上刊登了票价：日场正厅六角，楼厅一元，包厢一元半，夜场则还需上浮半元。当时两元足足可以买两斗半大米。
“一般电影院的票价才一角半，小时候到大光明看电影是一件挺隆重的事。”79岁的朱廷嘉是标准的上海“老克朗”(class)，父亲从印刷业获利甚丰，便投资电影院，拥有大光明所属的亚洲影院公司下好几家戏院的股份。他从小就是铁杆影迷，：“最开始由佣人带着去，我都穿着小西装，打上小领结。门前有头戴红帽、穿红衣的拉门小郎替客人拉门，进门有存衣服务。门口原来有一个乐谱架摆放着可以免费取阅的说明书，上面印着放映电影和明星介绍以及电影预告。后来拿的人太多，就放在售票处，买票的时候赠与。入场有白俄女郎领座，开场之前和休息时间有服务员胸前挂着长方形藤盘叫卖爆米花和巧克力。后来戏院连爆米花也不卖，不让吃零食。靠近走道的一排座位旁边专门设有带圆圈的小凳子给小孩坐，每个座椅背后有挂钩，可以把汽水瓶钩在上面，散场后有服务员统一收取。电影开场时会敲三声钟，才熄灯放映。”
1939年，大光明推出美国厂商为其专制的“译意风”耳机，观众另付一角钱可以戴上它，由专人讲解剧情对白，有记者评价这新奇的玩意“像是带了一位到美国去镀过金的伴侣”。
大光明为观众配备了种种优质服务。这些措施无非是要把大光明塑造成一座高级社交场所，在解放前到大光明看电影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朱廷嘉对当时的盛况记忆犹新：“去大光明的人有不少社会名流和外国人，衣冠不整的人不许入内。男士着西装，女士穿着开衩很高、很单薄的旗袍，外披厚厚的大衣，汽车接送。最好的时间是周六九点一刻那场，往往有几百辆汽车停在附近几条马路。”
著名女式洋装店鸿翔公司的服装设计师为了能捕捉最新的流行样式，也经常到大光明观察时髦女郎的穿戴。
影院门厅西部为咖啡馆、舞厅，后部为弹子房，各种娱乐休闲活动几乎一网打尽，也就成为时尚年轻人的心头之好。当时大光明正是以与欧美几乎同步上映新片的首轮戏院著称。直到今天，朱廷嘉还能如数家珍地道出那些欧美大明星，哼唱好莱坞电影中的插曲。
国产电影的艰难突围
“虽然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十分繁荣，但其实也没法与好莱坞电影抗衡，当时中国电影的处境还是非常艰难。”从影迷成长为电影人的沈寂如此感叹。也许，应该说当时国产电影面临的局势比现在更加危急，没有所谓进口电影配额限制，挟技术、资金优势的好莱坞电影早就长驱直入，占领了中国电影市场大半壁江山。
据统计，当时进口片与国产片的比例差不多是9∶1，好莱坞八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设立发行机构，几乎垄断了上海的整个电影发行市场。朱廷嘉老人直言不讳：“只有二三流影院才放国产片。”在大光明电影院历年上映电影片目上，1933至1942十年间仅有一部中国电影，其余全是美国片。沈寂认为“知识分子爱看好莱坞电影，但普通老百姓们听不懂英文，还是爱看国产片。”
这也正是当时中国电影的生存之道。对大众趣味的把握与表现本土的平民生活让国产片在好莱坞电影的强势下争得一席之地，在此基础上艺术水准也不断提高。沈寂原来热情追捧好莱坞片，直到发现国产片中也有《桃李劫》这样优秀的影片，其中包含的民族救亡意识更是进步的表达，从此他成了对三四十年代国产片了如指掌的电影通。国产电影日益壮大的声势令大光明这样的一流戏院不得不一点点为其敞开大门。
首先打破惯例的是1935年的一部《红羊豪侠传》。这是影坛风云人物张善琨创办的新华公司的头炮影片。他决心把影片放到大光明首映以振声威。起初大光明一场也不肯松口，但张善琨却找到了可乘之机，每年除夕夜大光明会专门放映两场电影贺岁，将收入作为员工福利。张善琨费尽心机终于获准放映一次半夜场，于是1935年2月3日23点30分《红羊豪侠传》成为第一部登陆大光明的国产片。他以此为噱头大肆宣传，竟然使这部制作粗糙的戏曲翻拍片十分叫座。新华公司由此发迹，逐渐成为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打响这段上海“孤岛”时期最大的电影公司。
“炸弹好像从头顶飞过，但照样看戏、跳舞。”朱廷嘉的描述是那个时代上海租界的真实写照。1937年到1949年的混战中，大光明仅仅停业了20余天。在日军尚未进入租界的孤岛时期，这里维持了相对的安定，亦造就了中国电影的一个畸形繁荣时代，发起者正是张善琨。这个由黄楚九与黄金荣调教出来的弟子在其他几家公司陷入停产的局面下，大力炒作古装片《貂婵》，再次向大光明要求首映。这次他的运气好多了。随着《貂婵》的首映，国产片终于正式在大光明登堂入室，一流戏院的这种开放标志着国产片的发展势头已然不可遏制。《貂婵》在上海连映70天，票房之火爆让效尤的小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短短四年内生产了近200部电影。尽管这些影片多为古装、武侠乃至艳情片，但其彻头彻尾的商业性却使这一阶段成为中国电影最具产业规模的时期，其间也不乏《木兰从军》、《孔夫子》等精品之作。
在沦陷时期，被日方接管的大光明必须停放欧美片，上映伪“华影”、伪“中联”等拍摄的国产片。抗战胜利之后，伴随着《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连接创下国产片卖座纪录，《假凤虚凰》、《松花江上》等片连接打入好莱坞电影包围下的大光明才真正象征了国产片的成功。当李丽华、秦怡的巨幅画像在影院上方竖起时，大光明终于不再是好莱坞影片的专属宫殿。
虽然被美国片商垄断的大光明电影院无法反映解放前中国电影的繁荣，但它确实体现了那个年代国产电影在好莱坞大军攻入之后所面对的现实困境，这座好莱坞的堡垒被国产片攻破又恰恰从侧面印证了中国电影旧时的绝代风华。而在朱廷嘉、沈寂这些历尽沧桑的世纪老人悠远的记忆中，大光明代表了一个纯粹欢乐的看电影时代。
解放后的蜕变
进出大光明影院的观众从解放前的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到解放后的普罗大众；放映的影片也从好莱坞电影一枝独秀到“百看不厌”的8个样板戏再到今天的《功夫》，大光明电影院和中国电影共同经历了一场蜕变。
谈起解放后的电影，朱廷嘉老人几乎就记住了一部《南征北战》，因为这部影片光是他儿子就看了21遍，而他自己则看得更多，“那时候没片子可看，为了吹吹冷气只好看了一遍又一遍。”
对于他这样的好莱坞电影迷来说，解放后到文革后的近30年间，的确是“无片可看”，《文汇报》将大光明电影院解放前放映的影片概括为“鸦片”，影片也被一个接一个的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展映周取代。就在这时候，朱廷嘉拥有的电影院线股票经过公私合营被收走，他们只拿到了最后一笔利息和一张没有实际意义的美琪电影院股权证书。解放前的大光明也不复存在了。文革时期的大光明电影院也被改名为“东方红”。
“那时大家都很茫然，导演接到拍摄任务时都很怕，因为不知道怎么拍才对，特别怕出错。”1951年，沈寂从香港回到上海后，被分配到上影厂导演室工作。这二十多年中能够拍摄完成并最终进入电影院正式上映的影片差不多部部都可算作卖座片。
李红红从小生活在大光明电影院附近的街区，小时候学校就组织去大光明看《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8个样板戏等。等到她1976年进入大光明工作还是把这些片子拿出来反复放。那时侯人们对文化活动的渴求从没有这么强烈，电影票常常一票难求。“尤其是春节各单位的集体订票必须按人头分配。其实过节也就放《青松林》、《金光大道》，甚至连《毛竹》、《台风》，这样的科教片都好多人看。”
而70年代大光明最轰动的一次是1978年上映得到平反的戏曲片《红楼梦》，那时又重现了当年《乱世佳人》上映时通宵排队的场面。曾在大光明担任业务员的李名骏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震惊：“晚上清场后，排队买明天票的人都已经来了。”
贵族的没落
随着中国电影业市场化的缓慢进程，大光明电影院从80年代上海的一大标志，经历90年代连续11年全市票房第一的辉煌，逐渐衰败为今日淹没在闹市区的“没落贵族”。
这期间大光明经历了两次大的整修。第一次在80年代初，当时只是将设备和装饰更新，
“大光明的优势是拥有最大的放映厅，是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电影活动和单位团体包场的首选之地。”和电影院一起走过这段兴衰历程的李红红回忆说。当大光明的名字频繁地与吉永小百合、格里高利·派克等国际明星联系在一起时，它和第一百货公司一样成了外地人游览上海的必经之地。
领80年代中国电影之风骚的第五代电影在大光明的80年代公映片目中却难觅芳踪，《黄土地》、《一个与八个》这些早期探索性艺术电影的小众趣味与大光明的大厅优势存在距离，直到1988年第五代走向通俗化的《红高粱》才进入大光明。这时候电影市场化的趋向日益清晰起来。
90年代初大光明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整修，这一次面临国产电影的不景气，和设备一样更新的还有观念。为顺应香港电影盛极一时、录像带市场繁荣的市场环境，大光明新开了两个录像厅，总共四五十个座位，一年就有120多万收入。1992年增加服务小姐送毛巾饮料到座位等服务，这些服务多少有些回到解放前大光明的感觉，但确实令这家老牌电影院保住了老大的位置，颠峰时的年度票房收入达到了2000万。
“1999年，环艺影城开出来之后，我们就一年不如一年。因为它是走小厅放映路线。我们只有一个大厅，选择面太狭窄。”
李红红并不掩饰今日大光明的衰落。“现在，最差的一天就几十张票卖出去，还都是属于给老人看的公益场。一天如果能有三万就算很好了。”
大光明今日的萧条与其说令人伤感，莫若说让人看到中国电影市场化的积极方向。这个时代观众需要多元选择、需要那种在影院看电影的原初快乐。
李红红最后告诉记者，2002年大光明与几家电影院联合成立了院线集团，陆续买回了周边部分，建筑设计师已着手将这一片改建为以电影文化为主的娱乐休闲中心，他们想重现昔日上海滩上电影宫殿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