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滞后

　　中国的金融改革无论从起步时间还是从发展进度上说，都明显滞后于总体经济改革，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俄罗斯、东欧等经济转型国家不存在这种金融部门改革单独拖曳的现象？我们知道，中国同俄罗斯、东欧等转型国家之间不仅存在着改革目标模式的差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还存在着改革过渡方式的差异（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

　　目标模式的选择决定于一国当政者的经济理念和意识形态，而过渡方式的选择则取决于一国改革领导者的政治统驭经验。从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绩效说，中国对改革过渡方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已得到了全世界公认。而目标模式的选择还要靠今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济发展来进行最终的检验，按照黑格尔“存在即合理”的信条，至少现在，我们依然可以认定，在各种政治力量均衡协商下产生的中国改革目标模式是十分正确的。

　　对任何事物做分析都应先考察该事物生成的初始条件，上面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渐进式改革”这两大环境因素，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金融改革滞后于总体经济改革”——这一全球瞩目现象生成的初始条件。

　　说得明白一些，我们实际上可以从一些人对中国改革“目标模式”的偏执理解和“渐进式改革”的执行方式中，找到中国金融改革为什么进展缓慢的绝大部分原因。

　　例如，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传统理解，常常会成为对国有企业、国家垄断行业实施“国退民进”的障碍，而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间股权属性的同构性，又常常成为庞大不良金融资产的关键成因；再比如，我们对渐进式改革方式的机械运用、对进展快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顾虑，常常会降低金融部门的改革开放进度。

　　总而言之，金融改革滞后有容易理解的客观原因。

　　走过哪些弯路

　　以公正之心研究金融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历史生成的客观因素，似乎不符合实际。

　　我们都知道，具体的社会历史总是由人来推动的，某一时期的决策者在改革任务、目标、操作方案选择方面常常注定要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当绩效卓越时，我们可以总结出领导者的英明伟大；当走了弯路，付出代价过大时，人们也自然要反思出，失误与人的种种关系。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毛泽东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说过：我这个人，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总结。可以说，这一长处至今我们似乎还没学好。坦率地讲，在发展历程的总结方面，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报喜不报忧”，而且这种行为在普遍化，在金融改革过程中，我们尤其缺少对以往失误教训的总结。

　　金融体系可以粗略地划分为组织机构、市场体系和调控机制三个方面。我认为，在过去的２０多年中，在上述三方面的改革中我们都走过一些弯路。

　　简要说就是：首先，在组织机构方面我们存在行业进入壁垒过高、一些机构的停业撤并随意、机构内产权改革及有效公司治理改革动作迟缓。

　　其次，在市场体系方面，股票市场从设立之初就存在功能定位、股权设置、上市标准、法律约束及透明制度方面的严重缺陷，时至今日，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的市场及地方性股票市场始终未能建立。

　　其三，在调控机制方面，我们的中央银行曾错误就地采用了九大区行设置方案，在金融监管方面又过度集中权力，忽视了地方政府、行业自律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结果造成中央银行分支机构调节地位尴尬及“三会”在监管过程中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同时并存，以及“一行三会”缺少有效协调机制的不正常现象。

　　近年来，随着中央对金融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金融改革也出现了加速局面，但从中央的急切心情和实际操作看，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新问题，即国家对一些金融机构表现出了过多的“父爱”。

　　具体地说，国家对某些国有金融机构过于慷概，财政支持过于大方，而一些实际已拥有了自身集团利益的国有金融机构则恃宠而骄，得寸进尺，不断地向国家伸手要优惠政策。

　　据我研究，有许多业务扩张速度较快、管理较差的金融机构完全可以在企业改制过程中通过自身挖掘潜力、改善经营、资产组合、任用能人、业务创新等途径对存量不良金融资产逐步自我消化，只要没有出现支付危机，就不应该向国家索取过多的支持。但现在的问题是，各大国有金融机构都纷纷利用改制上市的机会首先向中央要优惠、要投入、要核销，然后再来考虑自身挖潜的可能性，以至国有金融机构的深化改革的过程，演变成了一场个别利益集团同中央财政的博弈过程。这种新的弯路，应当立即制止。

　　寻找惠而不费的突破口

　　不计量成本和收益的改革是盲目的改革，也可能成为愚蠢的改革。２００５年被定义为“改革年”，“改革年”能否名实相符的关键，是能否在深化金融改革方面寻求突破，能否找到一个惠而不费的突破口。

　　为什么要找这样的突破口？因为，金融体系中的矛盾盘根错节，金融改革的难题车载斗量，在一大堆存量和增量改革任务中眉毛胡子一把抓，就很难达到提纲挈领的境界，惠而不费的改革效果自然也无从产生。

　　大家知道，金融业无论多么重要，但归根结底是服务部门，是为实体经济投融资服务的产业。因此，深化金融改革突破口不在金融业本身，而在于经济基本面的客观需求中。

　　从改革２６年来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始终没有摆脱低效、低端、粗放、浪费的传统模式，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金融体系中缺少一种机制——能使金融资源自动流向有利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效率改善的分配机制。

　　从国外经验教训看，这样的效率提升机制就是创业投资和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有了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和资本充裕的创业投资机构，全社会的投资行为就会向有利于技术吸纳和成长导向型企业倾斜，而创投机构集中的资本通常都会产生１０倍左右的引导带动功能。这会对一个经济体的储蓄——投资循环流程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并最终成为一个国家工业基础改善和经济竞争力提升的最活跃因素。

　　中国经济要实行成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关键看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能否明显提高，而高新技术的普及水准和作用强度大小，通常依赖于创业投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活跃和完善状况，这已为国外经验充分证明。

　　大力发展创投业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思路如果被采纳，我们就算找到了一个经济、科技、金融三大领域的互动结合点。

　　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一个使金融风险下移和微观化的平台，而创投机构“四两拨千斤”的运作特性，使得发展创投业有可能成为深化金融改革的一个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制度变迁。

　　我们的领导者十分重视国有银行的改革，因为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重高、系统性风险太大。从理论上说，这种思路也无可指责。但人们也要意识到：银行绩效的改善关键在银行客户基础素质的提升。可以说，改善银行客户基础、让企业在市场上自主融资从而摆脱对银行的融资依赖，是降低银行业不良资产的最好方法。

　　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也只有发展创投业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我们断言：各级财政只要拿出救助大型国有金融机构投入中的一小部分钱用于引导发展创投业并开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就会迅速改善，银行系统风险也会明显下降。（王松奇）

特约编辑：舒薇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