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立春在２月４日，而鸡年春节是２月９日，故鸡年无“立春”节。而旧俗认为，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男欢女爱的象征，“无春”之年是无法怀春的，故有“寡年”不宜婚嫁之说。 所以，随着鸡年的临近，一些地方的新人们为了规避“风险”，已经开始抢在年前结婚了。《都市快报》近日报道，杭州、 温州等地的婚姻登记处传出消息，今年年底结婚的新人特别多。对此，专家认为“寡年”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星移斗转，阴阳巧合，何奇之有？这正是所谓世人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吧。但无论如何，抢在“寡年”之前结婚的现象已经出现，且此种现象显然并不只在浙江一省，杭温二地。假如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寡年”（全年无“立春”的情况，在１９年中便会出现７次），我们发现今天上演的几乎是与当年同样的一幕。这是一种怎样的国民心态？又让我们面临怎样的危机？

    我们没有理由来指责为了规避“可能的风险”而作出婚姻决定的人，这不光是他的权利自由，更是他对于生活的自主解读。但是，我们却必须正视“寡年”之说这样一种长期存在的、群体性的非理性行动。毫无疑问，抢在“寡年”之前结婚，与去年暴发的ＳＡＲＳ对一个民族的伤害不可同日而言，但这种受非理性信念的支配，以及广场效应之下的非理性盲从，却与ＳＡＲＳ期间人们抢购药物、陷入恐慌以及以邻为壑的行为如出一辙。

    假如ＳＡＲＳ就是一面理性的镜子，映照出了我们当下脆弱的社会心态，那么一块叫做“寡年”的镜子，则全面映照了一直伴生于我们民族的非理性心态。对此，有学者以“大国寡民”心态来为其命名。当社会已经走出了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形态，当地球正在成为一个小小的村落，然而我们的国民心态却依然没能走出“寡民”的困境，那种与大国时代相适应的现代国民意识依然没能唤醒。

    是否崇尚科学，是否具有对相关信息的基本辨析能力，是否具备相关领域“准专业”知识，是否具有稳定的心理素质，是否具备行为取向方面的能力，诸如此类，被认为是现代国民意识的一些要件。然而不论是ＳＡＲＳ还是“寡年”之说引发种种非理性国民行为，我们都很少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现代意识。

    中国最大危机可能来自国民心态。这是中国战略与发展研究专家丁元竹先生在谈到影响中国未来走势的十个问题时指出的。丁元竹先生的研究被媒体称为“盛世危言”，但以国民心态而言，绝非“危言耸听”。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写道：“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否则，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这实在是值得警惕的。

    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以及公民，正视这种现象背后“大国寡民”心态的现状，将其放在现代国民心态的培育上来，而寻求一种根本的改良，才可能应对并化解社会发展中的非理性风险。 （作者：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