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山东省胶南市人。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64年8月至1967年11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进修，后相继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驻肯尼亚大使馆和外交部新闻司工作。1982年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处长，驻莱索托大使馆一秘，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外交
部副部长等职。2000年11月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2003年3月任外交部部长。1998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发言人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迄今为止，李肇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部20位发言人中任期是最长的一位。从1985年开始到1990年整整5年间，他频频出现在中外媒体当中，并一度以外交部部长助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发言人。作为中共十三大和七届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的成功组织者，李肇星在中外媒体记者中树立了非常好的口碑。香港资深记者陈建平曾这样评价李肇星：“在170多名外国和境外驻京记者面前，李肇星总是用一个让人理解和接受的形象出现，他跟你像朋友。”
在国际俱乐部发布厅，李肇星主持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好几位西方记者就所谓的“西藏独立”问题连珠炮似地向这位初次登台亮相的发言人发起攻击。李肇星列举事实，理直气壮地批驳了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种种谬论后斩钉截铁地表示：西藏自13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所谓“独立”问题一概是不能讨论的。李肇星的回答可谓义正词严，慷慨激昂。
有位外国记者冷不防地冒出一句风凉话：“我也有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说我的家乡不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我才不在乎呢？而你为什么对西藏问题这样在乎？”
“你对自己的国家怎么看是你的问题，但是中国的主权是神圣的，外国人无权干涉！”李肇星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由于偏见，在李肇星与西方人士的多次交往中，西藏问题一直是“热门”话题。李肇星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后，在美国俄亥俄州大学演讲时，一个老太太问他：“你们为什么要‘侵略’西藏？”李肇星一改往日之态，没有直接反击，而是亲切地询问道：“夫人，您是哪里人？”老太太回答道：“我是德克萨斯人。”李肇星表现出极大的耐心，细细地给她讲述中国历史：“你们德克萨斯州1848年才加入美国，而早在13世纪中叶，西藏已纳入中国版图。您瞧，您的胳膊本来就是您身体的一部分，您能说您的身体侵略了您的胳膊吗？”老太太乐了，心悦诚服。最后，她热烈地拥抱住李肇星，连声说：“谢谢您，谢谢您让我明白了历史的真相。”
“事实上，一个人的爱国感情、维护祖国利益的决心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是会得到大多数记者的敬重的，尽管他不见得同意你的观点。”这是李肇星的亲身感受。
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媒体公众的关注。特别是那些西方记者，过一段时间就要“旧事重提”，表示一下他们对邓公的“关爱”。
1989年8月31日下午，国际俱乐部二楼。
“邓小平先生的身体很好。最近有些报纸报道的情况与此相反，完全是无中生有。”也许考虑到“老记”们会纠缠不休，李肇星“快刀斩乱麻”，把话说在了前头。
“邓小平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拥有这良好的健康状况？”一位德国记者发难道。这个问题的角度很“刁”，他的潜台词就是说邓小平的健康是否靠医疗维持？“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李肇星首先用反诘击破了对方的防线，然后又是一个轻松、幽默的调侃：“我不知道您在身体好的时候是否住在医院里？”台下顿时响起一片笑声。一位外国驻华大使后来赞不绝口地对李肇星说：“你的回答太妙了！”
李肇星曾对记者真诚地说：“发言人虽然上电视，但不是即兴表演、追求自我表现的演员。发言人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不会可以‘蒙’。‘蒙’对了，白捞两分；‘蒙’错了，最多扣几分。发言人代表国家，应该字斟句酌，如履薄冰……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李肇星曾充满深情地说：“作为一名发言人，时刻感受到中国人对历史、对和平的责任。我深切体验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熟悉政策，反应敏捷，外语娴熟，这些都是发言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除此之外，李肇星还有独特的感受：集体比个人更重要，个人的作用总是微不足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言人不是“人”，只是一种工作机制。
春去秋来，五年寒暑倏忽而过。李肇星早已适应了发言人这种颇具挑战性的工作，他对外交部例行的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充满了自信。李肇星对人言：记者怎么提都可以。提问题是记者的工作，怎么回答则是发言人的事。就个人而言，自己喜欢记者招待会上能有人提出既尖锐而又有深度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的本身就是对发言人的一种激励。李肇星还说：“如果只在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上纠缠，记者招待会就没有多大意义。一次好的记者招待会，既需要有好的发言人，也需要有高水平的记者。”
李肇星对那些精明、敬业的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88年12月1日，已经就任新闻司司长的李肇星陪同钱其琛外长访问苏联。早上7时20分，李肇星来到首都机场一号休息室为钱其琛外长登机前将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做准备。一位美国记者马上过来请教：“是否可以说：钱其琛外长这次访问苏联是中国外长首次正式访苏？”起初，李肇星愣怔了一下，但仔细一想，感到这位记者出言不“俗”。中国外长最后一次访苏是在1956年，周恩来当时是以总理兼外长的身份访问苏联。苏联外长最后一次访华是1959年9月，当时葛罗米柯是以外长的身份陪同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前来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活动。平心而论，中苏蜜月时期，虽然交往频繁，但中方以外长名义单独访苏却不曾有过。
飞机起飞不久，又一个让李肇星“意想不到”：钱其琛刚刚系上安全带，前面的一位“旅客”便回过头来攀谈。还未等钱其琛完全反应过来，那位“旅客”突然“袭击”，提出要求采访。李肇星这才认出了来人是常驻北京的日本记者，他已经等候多时了！这是一次精心炮制、别出心裁的成功策划！原来，这位用心良苦的记者根据半个月前外交部发言人李金华宣布的钱外长访苏日期，算准了钱其琛将乘坐的航班，并预先订购了同一航班的头等舱机票……李肇星获悉此事原委后，感慨颇多。望着整个头等舱里这位唯一的新闻记者，李肇星忽然想到了一句古老的格言：你想开辟新的道路吗？那就到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吧！
“当发言人的最大好处，就是永远使自己处于一种知识更新的过程中，永远不能说我会了。这样就可以保留一些小学生虚心学习的精神。”李肇星曾这样颇有体会地说。
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很简单，概括来说也是两个词……
1993年3月，李肇星成为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以来最年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
李肇星和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几乎是同时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履职的。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李肇星与奥尔布赖特也曾有过“交锋”。一次，在联合国大厅一个喝咖啡、喝茶的地方，中国大使李肇星和美国大使奥尔布赖特不期而遇，两人闲聊了起来。
奥尔布赖特突然发问：“请问李先生，你们中国老说一句话，说你们的立场是一贯的，外交政策也是一贯的……”李肇星凝神谛听，他一时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么，你们中国的外交政策到底是什么？”“您能不能用最简短的语言给我作一个描叙？字要用得越少越好。”李肇星不知道面前这位不寻常的女人是什么意图。
“那么，您先说，您能不能用最简短的语言来描绘一下，美国这样一个伟大国家的外交政策？”不知对方深浅的李肇星以退为进，“您用的词也要越少越好。”“那好！”奥尔布赖特讲道：“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两个词：Leadship
and
Partnership（领导和伙伴）！”这一概括言简意赅，非常精确，极其到位！李肇星听罢，心里很是佩服。他当即回答道：“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很简单，概括来说也是两个词：Peace
and Independence（独立自主）！”李肇星归纳得十分恰当，中国外交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出发点，也以此为归宿，一切外交努力都是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
1995年5月5日，李肇星卸任离开纽约回国，旋即升任外交部副部长。两年后，奥尔布赖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当李肇星与奥尔布赖特再度重逢时，曾好言规劝：“您刚刚荣任国务卿，很不容易，我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我们过去在联合国时是同事，现在您高升了，我也为您高兴。但是，”李肇星顿了一下，微笑而认真地说，“我希望您上台后不要在人权会议上再搞反华提案。你们一搞提案，我们又得反对，这样很伤感情，而且你们也肯定失败……”奥尔布赖特不为所动，她固执地对李肇星说：“我知道我们会失败，但是这对美国来说是个原则问题，所以即使失败我们也得搞！我们必须在全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
“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不问问在贝尔格莱德被杀害的中国外交官的情况？”
1999年北京时间5月8日（美国当地时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中国政府提出了四项合理要求。美国国防部和北约试图用“拖”的办法将这一严重事件逐渐淡化，以便最终不了了之。一向标榜“公正”、“客观”、“自由”的西方舆论界在其报纸、电视上不是如实报道中国使馆无端遭到袭击的惨剧，而是别有用心地大肆渲染中国学生的抗议、示威、游行和所谓的“过激”行为。
在此非常时期，李肇星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站在了风口浪尖上，与美国传媒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斗争……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美国当地时间5月8日上午，李肇星来到美国广播公司（ＡＢＣ）《本周》专题节目直播室。李肇星要用美国的传媒舞台，呼出中国人民的正义之声！《本周》是美国最有影响的电视专题节目之一。该节目的主持人山姆·唐纳德是全美电视界最负盛名的“铁嘴”之一。在美国新闻界颇有名气的专栏作家乔治·威尔被聘为客座主持。李肇星是应邀专门就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袭击事件接受现场采访的。
“李先生，你刚才已经在电视上看到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外面的情景。请问大使先生，你能保证在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全吗？”唐纳德未等李肇星坐定，便劈头问道。这位美国广播公司驻白宫首席记者的傲慢态度和骨子里露出来的那种西方特有的优越感几乎让李肇星无法克制内心的激愤。
“你们一直在不断地谈论你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李肇星神色肃然地打开话匣，正义之声如瀑布般一泻而下：“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不问问在贝尔格莱德被杀害的中国外交官的情况？我不明白你们的提问为什么不从中国外交官和记者的被害开始？”一句话把唐纳德问住了，老半天他还回不过神来。李肇星继续讲道：“在过去两天里，每一分钟对我，对于我的同事以及中国人民都是悲伤的。整个大使馆都被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袭击激怒了。所以，请首先让我表达我对遇难中国驻外人员的深切哀悼，在他们中间，有一对新婚的夫妇。请让我对20多位受伤的中国驻外人员表达发自内心的慰问，祝他们早日康复。连日来，许多美国友人、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华侨向中国驻美大使馆发来了唁函，我对他们表示感谢……”李肇星就是这样利用美国的舆论阵地，呼唤正义，向美国民众披露袭击事件的真相，同时巧妙、自然而又发自肺腑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不等李肇星把话讲完，唐纳德又急着追问在华美国人的安全。
“你们从电视上已经看到中国武警如何努力保卫你们大使馆的安全。现在的事实是，这么多无辜的中国人在自己的使馆内被炸死炸伤，我们要求展开调查！”
“你听到克拉克将军（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刚刚说过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了吗？”唐纳德又问。
“我听到他谈这个问题。”李肇星应声答道，“但是，如果他和任何人仅仅用‘错误’来掩饰这一暴行，那就太过分了，太不明智了！我还要补充一句，”李肇星将目光转向唐纳德，“如果外国领导人认为，相信这种解释就可避免承担责任，那也是错误的！”
面对李肇星理直气壮的回答，坐在一旁的乔治·威尔忍不住了。他一上来就装出一副咬文嚼字的斯文模样，抓住中国政府声明中有关严厉谴责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和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肆意践踏”的段落，反复问李肇星：“‘肆意’是否指中国认为北约故意轰炸中国大使馆？”
“中国政府声明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李肇星斩钉截铁，说得异常坚定。“这绝不是普通事件！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恐怖暴行，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说到这里，李肇星以千钧之力反问乔治·威尔：“不然你怎么解释这3枚（据当时的报道）精确制导导弹会从不同角度击中中国大使馆？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实？你又怎么能说服中国人民相信这是失误？怎么能让世界舆论相信你们的解释？”李肇星一连四个反问让巧舌如簧的乔治·威尔无言以对。李肇星仍言犹未尽：“我想另一点也是你无法否认的，这就是人权的双重标准。一些政客和自封的‘人权卫士’在大谈人权，但北约的导弹却在贝尔格莱德杀害无辜的中国人；一些政客毫无根据地指控中国窃取了美国的技术，而与此同时，北约军队却在利用高科技武器轰炸中国大使馆，践踏中国主权。你对此有何解释？”
“大使先生，你认为中国没有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吗？美国官员为何要编造出这样一个谎言？”乔治·威尔又来劲了。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那些谎言制造者。他们这样做自然有其政治动机。”李肇星不屑一顾地反唇相讥。
“我相信美国人知道这样的事实，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间谍活动，其他国家之间也在搞间谍活动。你敢说中国没有对其他国家搞过间谍活动？”乔治·威尔强词夺理，咄咄逼人，但是无形之中却露了马脚。
李肇星乘势反击：“你刚才告诉我，美国人对其他国家搞间谍活动。”乔治·威尔自知说漏了嘴，急忙掩饰道：“我只是听说他们这样做。”
唐纳德赶忙出来岔开话题。他问道：“中国政府说，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进一步的措施会是什么？”
“这将取决于调查的进展和事件的发展。那些制造了罪行的人，应该知道如何进行调查。”李肇星义正词严地回答道。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中国是否将否决有关解决科索沃问题的联合国决议？”乔治·威尔想从李肇星口里掏出点什么，未料到又让李肇星抓住了把柄。
“没有哪个大使，哪个外长能在一项决议尚未进行讨论之前，就对能否通过作出预言。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将按照《联合国宪章》及其精神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所担心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联合国宪章》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破坏。”
“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作出赔偿，重建中国大使馆？”唐纳德准备“收摊”了，这是他的最后一个问题。
“首先要进行调查。调查必须是真实的、诚恳的。中国人民能够判断什么是真实的和诚恳的。”李肇星照旧是不卑不亢，侃侃作答。
美国向来标榜自己最重视人权和个人的感情，这很好，但这次有这么多中国人被杀，这么多中国人受伤，他们却为何如此冷漠？
3天后，李肇星迎来了与美国媒体的第二次“短兵相接”。他接受了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ＣＮＮ）的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拉里·金的采访。拉里·金在美国的知名度很高，美国人说：“我们可以不相信总统说的，但不能不相信拉里·金说的。”
5月11日晚间，有意身穿一套黑色西装的李肇星再次接受美国一流媒体的“拷问”，与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名牌主持人拉里·金摆开了“战场”。
“江泽民主席为什么不接受克林顿总统的电话？”与山姆·唐纳德一样，拉里·金也是开门见山，当头一棒。
无情的美国现实是，连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接受电视专访时都说：“我首先要强调，我认为中国的行为是太过分了，是不可以接受的。”“我想我们应该停止道歉，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是一个意外。我相信这是个意外，对这个事件我们没有什么更多可做的了。”基辛格尚且如此，那么，对克林顿政府又能抱有什么期待呢？美国并不想真心实意地向中国人民道歉。
诚然，从表面上看，克林顿已经几次表示道歉。但是，他的口气和美国方面的行动却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后悔之意。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即使说美国和北约不是有意轰炸中国大使馆，至少他们在制定轰炸计划时，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大使馆的安全。北约声称计划中的攻击目标是中国大使馆附近的一个南联盟的军火控制中心，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军火库在遭受攻击之后必然会产生大爆炸，这对包括中国大使馆在内的周围平民又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期待什么吗？”“对我们来说，对全中国人民来说，过去的几天是悲痛的日子。我愿在此向所有有理智、有良知的人们发出呼吁，应当让事实来说话，使正义得到伸张的机会。最基本的事实是，一些无辜的中国人被美国和北约的残暴轰炸夺去了生命，20多位中国人被炸伤，全中国人民自然感到愤慨和悲痛。中国政府提出了四项要求：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受害者家属道歉，对这一轰炸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依法严惩肇事者。”
“如果他（指江泽民主席）接了电话，他可以直接向克林顿总统提出这些要求嘛！”拉里·金虽然碰了壁，但仍旧保持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据我所见所闻，请允许我坦白、直率地告诉你，有关人士的一些表示不仅让中国学生和老百姓失望，而且使他们更加愤怒。比如说，还未进行调查，有的人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了结论，说‘这只不过是一次失误’，‘一个技术上的事故’。这话的意思好像说：‘我们其实想打的是坏人，结果打了无辜的人。’这叫什么解释？”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有意轰炸你们的大使馆？究竟是为什么？”拉里·金把“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李肇星。
拉里·金的这一提问正中李肇星的下怀，他立即回答说：“这你就要问那些参与此事、应该对此负责的人。美国似乎是一个非常喜欢搞调查的国家。”李肇星毫不客气地调侃眼前这位美国传媒界的“大腕”，“为什么对这次的事件不做调查呢？（拉里·金插话：他们可能会做调查。）为什么他们急于如此轻率地作出结论呢？他们一开始告诉我们，他们想炸一个大厦，那个大厦离中国大使馆很近。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告诉我们说，他们用了过时的地图。这能让人相信吗？难道他们像发展中国家的小学生一样使用过时的地图吗？他们代表着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他们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误呢？美国向来标榜自己最重视人权和个人的感情，这很好。但这次有这么多中国人被杀，这么多中国人受伤，他们却为何如此冷漠？他们只说一句‘对不起’，然后就耸耸肩走开了。美国人向来都自豪地标榜其法治，这也很好。但为什么这一次不依法办事？我至今没有见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准备依法处理肇事者的迹象。”李肇星的反诘不仅措词严紧，极富逻辑性，而且又合情合理，无懈可击。拉里·金没辙了……
“只有精神变态和扭曲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糟糕的话。”
1999年5月16日，李肇星来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ＮＢＣ）《会见新闻界》节目的演播室。这是他自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来第三次接受美国全国性电视台采访。
《会见新闻界》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王牌专题节目，主持人拉塞特同样身经百战。面对拉塞特尖刻、刁钻的提问，正义在身、真理在手的李肇星沉着应对，毫无惧色。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美国总统至少已向中国道歉五次。中国是否接受了美国的道歉？”拉塞特的“进攻”手法与他的同行如出一辙，言语间包含着很明显的指责之意。
“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轰炸，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这是暴行，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犯下的恐怖暴行，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克林顿总统在与江泽民主席通电话时，承诺要进行彻底、全面的调查。现在，中国人民在等着这样的调查。”李肇星从容答道。
“那么，你们还没有接受美国总统的道歉？”拉塞特继续追问。
“我所说的是，当务之急是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中国人民有权知道调查的结果，有权知道这场暴行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李肇星的回答言简意赅，依然没有拉塞特需要的东西。于是，拉塞特改变了进攻的角度。
“在美国，现在有许多关于中国反应的议论。让我念几段《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中国对这次轰炸的反应就像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国家控制的媒体用不真实和不全面的报道煽动老百姓的怒火，政府为示威者提供汽车、布告和事先批准的口号……”
“自5月7日那个黑色的星期五以来，我一直在读这类东西。”李肇星已不屑于回答拉塞特转述的类似诽谤的、荒谬的无稽之谈，“在那一天，中国人民受到了伤害，中国的主权遭到侵犯。那一天，将作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破坏国际法的日子而被载入历史……”
“中国政府是否在煽动老百姓？”拉塞特显然没招了，只好老调重弹。
“只有精神变态和扭曲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糟糕的话。”毕竟是在公众场合，李肇星对拉塞特别有用心的提问虽说很恼火，但是他的斥责仍很有分寸。
“一些人说，是中国政府发动老百姓去示威。你认为中国老百姓还要由政府来‘煽动’吗？是这一暴行本身引发了这场示威。中国人民被激怒了，这是非常理性和合法的行动。关于对轰炸的调查，我对这个国家的一些政客，包括国会山上的一些人的做法感到非常吃惊。这是一个擅长调查的国家，有一个擅长调查的国会。但是这样一场暴行发生了，那么多人被杀，那么多人受伤，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沉默、冷漠？”李肇星满腔的激情再次释放出来。
李肇星已稳操胜券，黔驴技穷的拉塞特急不择路，只好重弹“献金”、“间谍”、“人权”的老调。“这不是影响美中关系的唯一事件。让我引述几句民主党筹款人钟育瀚宣誓后说的证词。他说，这是中国军方情报首脑说的话：我们喜欢你们的总统，我们给你30万美元，你可以把它送给民主党的总统，我们希望他当选。法庭调查已经有了结论：中国试图用非法捐赠，影响美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你在谈论你们自己的公民。他在自己的证词中说他热爱他的国家，没有为中国做任何事情。至于政治捐款，让我坦诚地告诉你，中国没有必要影响别国的内政。你可以问问自己的领导人。老实说，我们也没有钱，我们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例如多建几所希望学校，提高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对于你刚才所说的那个人，你们的国会，你们的政府正在对他进行调查，但现在我所关心的是我的同胞被杀害，你们在做些什么？你们开始调查了吗？”李肇星牢牢记住“斗争大方向”，在批驳对方谬论后又迅速回到原先的命题上来。
“让我转到另一个问题（拉塞特读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在进入下一个千年的时候，中国是否会允许人们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否会允许妇女不被强迫堕胎和绝育。”
“如果你读过中国的宪法，你就会知道我们的法律保证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利益，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赞同。至于人权问题，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对你们杀害中国外交人员的人权记录感到震惊。这就是你们所要提倡的人权吗？”
无论拉塞特怎样“跑题”，李肇星都能“接招”，把话题拉回到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主题上来。
后来，李肇星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再次抨击了美国国会：
“美国国会是多么热衷于各种调查，多么舍得花钱花力气搞调查。但对这次杀害无辜、侵犯中国主权、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严重事件，国会山却保持着令全世界惊讶的冷酷，缺少起码的人情味，而且有些政客还在玩弄嫁祸于人的伎俩。其实，他们是很好的反面教员，可以叫人看清他们在人权、法治和道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 《党史博览》2003年第8期
宗道一
责任编辑：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