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宪铎，孔子第72代后裔，曾任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学术副院长，香港科技大学学术副校长；两个月前，他通过面试，正式成为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生，师从心理学系教授、整整小他30岁的王登峰。研究方向：用基因解释人性。　　

　　他白头发，戴眼镜，喜穿颜色鲜艳的衬衣，印有他头像的书讯海报正 在北京万圣书园和上海季风书店贴着，紧挨着比尔·克林顿。他的《东西象牙塔》、《我的科大十年》刚刚上架，《背水一战》即将付梓。其中一本《我的科大十年》，哈佛才子丁学良买了上百本分送友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读了整整3遍。　　

　　记者是在北京采访年逾古稀的孔宪铎的。　　

　　性格：在烦躁中让自己轻松　

　　十多年前，孔宪铎就是一头银发。在《东西象牙塔》某张合影的说明里，他于自己姓名后加了一个括号，内注“头发是染的”。定睛一瞧，果然见其头顶乌发、笑容可掬。然而，若非这“温馨提示”，绝少有人会发觉。　　

　　“烦躁生活中，小小幽默，令人轻松。”于是他让幽默乘风破浪，纵横千里。上个世纪70年代，孔应聘第一家对他感兴趣的学校、纽约州一家小有名气的私立教会学校。但见日程表上排满了即将面试他的人：有女教授、男教授；副教授、正教授；系主任以及校长。已是一个孩子父亲的孔宪铎在等候时说：“见了校长之后，是否还要见上帝？”　　

　　在美国当上教授后，学生也会欺负他，称听不懂他说的英语。孔宪铎于是猛练笑话，每每在课堂上将学生们逗得捧腹俯仰之际，他会正色道：“请注意，我讲笑话和授课，用的是同一种英语。”　　

　　不久前，孔宪铎应邀到某高校演讲。讲毕，提问。台下有女生站起来直抒胸臆：“孔校长，我们喜欢你。”“现在的女生了不得。不过我心想，你们喜欢我可以站起来说，我喜欢你们还不敢讲呢。”采访中，孔宪铎每隔一会儿就会顺手抖个“包袱”。　　

　　求婚：求婚词世上惟一　　

　　能说会道，婚姻也很美满。孔宪铎娶的是大学同窗傅静珍女士，当年的求婚词是这样的：“你要是想死了以后葬在孔家墓地，最好的办法就是嫁给我。”　　

　　孔宪铎说，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都只讲对了一半，因为人有动物性，也有社会性。而孔老夫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两者都讲到了。“不过，话讲回来，他的子孙到72代才知道这句话的妙处。”　　

　　前不久，为香港拍摄的一个纪录片《中国人，中国心》，孔宪铎在孔庙前磕了头。他打算读完博士，再去磕个头，以告先人，“性相近，习相远”现在可以用基因解释了。　　

　　工作：从炒货店当小工开始　　

　　20岁以前，孔宪铎只读过两年书。战乱和迁移，让他的足迹在地球上画了一个圈。　　

　　1945年，10岁的孔宪铎离开老家山东郯城，随家人来到上海。有大半年光景，他在马当路一家炒货店当小工，站在小板凳上，用大铲子翻炒油氽花生米。“那时候，我穿一件褂子，那种盘扣，一看就是‘小山东’。”当时有些上海人看不起山东人，孔宪铎至今还记得沪语“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不懂”。1986年，他重返马当路，除了炒锅不再，一切依旧。　　

　　1950年7月7日，15岁的孔宪铎与另两个山东老乡偷偷到了香港，在纱厂当了4年多小工。有一次，香港科技大学校监（也是当时的香港港督）问他，“你是怎么到香港的？”他说，“这个问题很难答，你是我老板，不告诉你实话，我犯上；告诉你实话，你是港督，势必将我送回去。”最后如实相告。“那英国人也了得，眼睛都没眨，就说，‘香港是个创造奇迹的地方，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54年到中国台湾，1962年去加拿大，1971年赴美国，1991年回香港创办香港科技大学，2001年退休回到老家郯城，辅佐山东建工学院，目前，孔宪铎担任山东联合大学校监。　　

　　经历：只能用传奇形容　

　　从纱厂小工到大学校长，孔宪铎的自觉由一次看病经历而起。那是在纱厂干了一两年之后，他因吸入棉絮过多，肋膜发炎吐血。在医生处，他第一次看到医生、护士工作的样子，惊觉世上还有另外一个人间。于是，逃离纱厂、进入“那个人间”是孔宪铎参加补习班、报名参加台湾大专联考的全部动因，“让知识像弹簧一样把我从当时的环境中弹出去。”　　

　　1954年，他收到台中农学院的录取函。但从纱厂到校园还是有诸多的不适应，譬如自修时抓抓作痒的香港脚，会遭同学白眼，他才意识到自己行为不好。在学业和文化上，孔宪铎都须奋起直追。　　

　　凭着“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的刻苦，孔宪铎的成绩很快从最后几名升为全班第二，并一直保持到毕业。一年后，他拿着朋友们资助的学费，去加拿大攻读生物植物学硕士。几年后，又拿到了博士学位。“我到现在还不太懂微积分，没学过。但我能记住公式，所以可以使用”，孔宪铎冷不丁地说。　　

　　治学：成果让薪俸提高了8倍　　

　　如果用国内通行的标准来概括孔宪铎的学术成绩，菜单是这样的：在SCI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20余篇，其中《科学》上2篇，《自然》上2篇，编著和主编的英文科学参考书14册，中文著作7种。从1974年底到1989年15年间，他的薪俸整整提高了8倍，孔宪铎说，这是仅在美国才有的现象。　　

　　美国教授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笑话连篇，英国教授保守正经、君子风度，而且，“人与人之间好像有着量不完的距离”，显然，孔宪铎是前一类。即便如此，作为一个研究植物叶绿体DNA的科学工作者，孔宪铎终有一脸肃然、百感交集的时刻———那是在剑桥大学研习时，他被同事带到一间咖啡馆，同事指指某个角落，告诉他，当年J.Wason和F.Crick（双螺旋结构的两位发现者）就是在这里讨论DNA分子结构的。以后每次经过，他都会停步缅怀。　　

　　任教：恪守学术良心　　

　　孔宪铎的象牙塔生涯，始于1958年夏，受聘于台湾省立农学院助教。在那里，他领教了人事权：系主任的决定取决于他的好恶；而他的好恶，取决于谁的嘴巴距离他的耳朵最近。凡此种种。　　

　　比较东西象牙塔，孔宪铎说，竞争在中国，很不寻常，往往要有你死我活的气势，要靠心狠和花样，不靠自己强，要靠丑化对方，如同赛跑的人展示的不是跑步的技巧，而是绊人的伎俩。因而，竞争在中国，有点荒唐。而在西方，孔宪铎回忆说，争斗归争斗，教授们似乎还能恪守最后的底线：学术良心。　　

　　孔宪铎在马里兰大学度过了18个寒暑。从助理教授到正教授，他用了6年时间。这在美国的象牙塔里，算快的。第一次涉足行政工作时，遇到一个处处示以“下马威”的顶头上司，孔以一个“新鲜、实际可行、没有花招、没有空话”的3年计划打动了这位老兄，共事久了，终成好友，对方还花了两个周末为他做了两个大书架。　　

　　及后至代理系主任，再至担任学术副院长，他对塔内的游戏规则已从切身体验上升到醉心研究。　　

　　治校：主持400位教授的升迁　

　　孔宪铎将该校近20年（1966~1986）教授的升迁情况作了一次系统分析，发现一个助理教授想要一步一步从内部升迁，成为正教授，靠同系的同行评议投票，非常困难。补救办法是请外系的同事占有系级审核委员会的部分席位，以确保公正；此外是在晋升的评审会上，赋予申请人申辩的机会。这些规则，目前也被大部分国内高校采用。　　

　　“这些规则并非尽善尽美，总有漏洞，但就像学校的考试制度一样，没有更好的方法代替。”孔宪铎能够做的，是从单一的执行，拓展到制定并执行——在1985~1986两年时间里，他主持了400位教授的升迁事宜。这些训练，为他加盟香港科大的创办奠定了“制度”基础。　　

　　学者杨东平在看到香港科大几经修改、增订的13篇、34章、88条、324页的《教员手册》（连每次发薪水的方法、时间、自动转账的银行行为，以及学术诚实、性骚扰等都有详实的规定）后，不由感慨：“我们似乎对国际上的优秀大学了解很多，但至今没有翻译出版过任何一部《大学章程》、《教员手册》等基础性文件，欲得他山之玉，谈何容易！”　　

　　校长：在小处让人心悦诚服　　

　　一位好校长就像一棵大树，能挡风遮雨。孔宪铎至今记得马里兰州立大学总校校长JohnS.Toll的治校策略：“Keepthebestpeopleandkeepthemhappy.（留住人才，使之愉快）”孔宪铎说，成功的大学校长，在用人上都有一个绝招，就是在小处让人心悦诚服。　　

　　在马大，当孔宪铎确定一位申请助理教授之职的员工深具副教授资格，就聘其为终身副教授。而后者，一生努力工作，答谢知遇之恩。“假使你能正确地在一个人才没有开口之前就给他应得的东西，得到者一定会无比愉快。”　　

　　在香港科大，孔宪铎亦是设身处地、人情备至地吸引人才，“三顾茅庐”的故事演绎了不少。譬如今年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的生化系教授叶玉如虽然三次延期离美赴港，但终究被孔宪铎一片诚意打动。叶玉如现已升任香港科大理学院副院长。　　

　　在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努力下，香港科大近10年可谓登峰造极。它的一些重点学科的学术水准，已经在亚洲排名第一。如工商管理学院的经济系，《EconomicInquiry》（《经济探索》）杂志评价说，如果不算以色列大学，按研究成绩算，香港科大在亚洲排名第一；工商管理学院的MBA项目，英国《金融时报》在过去两年都评其为亚洲第一，世界前50名，而内地惟一进入前100名的是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排名第92。另外，像会计系、金融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化系，按研究成果论，亦属亚洲一流，世界知名。　　

　　教育：一代人才能算一次回报　　

　　国外，教育经费的规定都写进宪法。读大学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在香港时，孔宪铎向银行家背景的主管教育的长官进言，办教育跟开银行不一样，银行利息24小时算一次，教育也许一代人才能算一次回报；在内地，孔宪铎对中央领导直言，要用父母之心来办教育——一个农妇，开门七件事还没张罗，已经懂得先把教育子女的钱留出来；第二，农妇节衣缩食让孩子上学，自己不一定受益，而孩子可以受益。　　

　　1978年，背井离乡近30年后，孔宪铎回到故乡，身份是美国大学教授。他吃惊地发现，1000多万人口的山东临沂市，只有一所师范专科学校。　　

　　“北京有1200万人口，却有大学67所，而临沂一所也没有；2002年，全国高校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5％，北京、上海达到了48％以上，而临沂还不到1.7％；再看别处，韩国是52％，而美国是81％。”孔宪铎从此四处奔走，要为家乡办一所大学。他最能打动家乡官员的一个观点是：“临沂的孩子都跑到外面去上学，谁还能回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地方如何发展？”他向当地官员打包票：“只要你们建起大学来，我帮你们找好老师。”　　

　　一呼十年，2003年秋，临沂大学终于奠基。　　

　　管理：不能以管理者为本　　

　　2001年，孔宪铎接受了山东建工学院名誉校长之职，很快触及细节：学校有大门两扇，却常常只开一边。为什么不都打开呢？校方答：门卫人手不够，怕不安全。“这不是理由”，他说，“不能为了自己管理的方便，而让进出的人麻烦。”两扇门大开了，至今未发生“不安全”的事。　　

　　校内常有人乱扔废物。孔校长要求增加100个垃圾筒，并且要摆在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学生反映打开水的时间太短，他立即向学校建议，早晨中午各延长半小时；世界杯比赛期间，他要求学校一定转播。“我们办学不是为了管学生，而是为学生服务。一切应该以人为本，而不能以管理者为本。”　　

　　做人：不要让人厌烦　　

　　见记者的前一天晚上，孔宪铎与老友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园会面。至夜，两人步行至校内食堂吃饭。杨振宁告诉他，年纪大了，每天只做一件事，对身体有好处。杨还告诉他，清华到底是清华，第一个星期布置作业，没有一个同学不交，在美国就不一定。　　

　　“杨先生真是爱国，爱到有点‘溺爱’，好的坏的他都爱”，孔宪铎呵呵一笑，“好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譬如对中国基础教育的评价，与丘成桐等学者不同，杨振宁是说好话的。但在孔宪铎眼里，杨振宁是其最敬仰的学者和炎黄子孙。　　

　　1990年端午，孔宪铎去中南海拜望万里，万里执手相言：“在你不能做好事的时候，就做一个好人吧。”这句话让孔宪铎动容，也让所有听到的人感慨万千。　　

　　与台湾“四大公子”之一沈君山交往既深；与名人李敖也交情不浅。但对后者，孔宪铎心存不解：“一个人，如果不管哪届政府上台，都要抓他下大狱，恐怕有点问题。”　　

　　孔宪铎做人的基本原则是，不要让人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