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书》对钱钟书、余秋雨、王蒙、梁晓声、王小波、苏童、贾平凹、汪曾祺、北岛、王朔，进行了系统严肃的文学批评，但读后仍觉意犹未尽，便忍不住再指手画脚一番，来个一家之言，也算自娱

    自乐。

    对钱钟书的批评，只围绕一部《围城》 展开。《围城》是钱钟书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的，当时，他还要忙着写《谈艺录》。钱钟书35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就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无论从写书的时间、写书的具体环境，还是钱钟书本人术业专攻的方向来说，《围城》都难以成为一部文学经典。可是，作为一部描写文人生活的通俗文学作品，在当代，又有几部作品能达到它所达到的高度？应该说，《围城》是经典，不是学者的经典，是普通读者的经典。

    余秋雨和古往今来悲秋伤春的文人并无不同，只是在就其知道的历史文化的只言片爪进行抒情，不仅未能对历史文化作出新的阐释，一不小心，还时不时地露出破绽。

    几个月前，还曾读过王蒙的长篇的《青狐》，小说并不吸引人，感觉还是停留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话语模式中。对王蒙永也无法作出纯文学的批评。王蒙是一个深谙生存环境的作家，他的自我调节能力，使他游刃有余地活跃在文化裂变的缝隙中。在那个特殊年代，王蒙能够体面地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典型个案。打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方：王蒙很像王朔，都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以文为生，通过正当途径获得成功，不同是王朔弄的是商业大潮，王蒙博的是政治风云。

    对梁晓声，《十作家批判书》主要把矛头指向了他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书。梁晓声的启示是：作家千万别乱戴学者的帽子，是非问题出错了，就真该批判了。

    王小波是我最喜欢的当代作家，令人欣慰的是，《十作家批判书》中对王小波是持褒奖、肯定的态度。王小波的作品与《围城》一类的通俗文学作品的命运正好相反，很难通过影视途径得以流行，很难被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但被文学爱好者及许多学者奉为圭臬。对王小波，我的评价是：真正具有幽默感的作家，运用文字、驾驭语言的大师，有着骄傲理性的独立思想者，能够安于寂寞的耕耘者。那些作家应具备，却没有几个作家能具备的条件，在王小波身上都能找到。

    苏童对诸多西方现当代著名小说家都能模仿得像模像样，但他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始终有着人人都有一点的痕迹。说明他没有致力于写作风格写作本质的研究。他只是一个接一个地讲大家听过或是没听过的故事，而这些故事，距离最好的小说必须具有健康的、灵魂的深度要求相去甚远。苏童的作品不少被改编成影视，这是对前者的一个佐证，说明他的作品具有较多的电影语言因素，而且非常注重大众的口味与接受心理。苏童是勤劳多产、作品平庸的作家。

    贾平凹的散文比小说好，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好。贾平凹的长篇遭人一致诟病，不是因为他的艺术

    风格、故事和情节，而是缺少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这就无法激活他所描写的那些“颓废、无聊和空虚”。在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中，也存

    在这个问题，只是不易被人觉察。贾平凹能否在长篇小说上取得成功，拭目以待。很长时间没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了，不是件坏事。

    汪曾祺自己说，我未经历过什么大事，要我写大事，我怎么写得出。我对这句话有这样的理解：即使经历了大事，我也不愿意写，非我所好。汪曾祺的写作及生活，可以用一个字概括：闲。你见哪个闲云野鹤、逍遥散人夜不能寐，一门心思考虑灵魂，满腔热血求索不止。汪曾祺老来成名，成名就成名在闲情逸兴的文字上。写了一辈子，闲下来了，反而独树一帜，大获成功。所以，对汪曾祺无须强求什么，更无须去衡量他离文学顶峰有多远。

    “文革”时代的压抑，使北岛的诗情空前丰厚，亟待喷发，重新获得“个人思想者”的权利，再加上个人独具的语言天赋，他的诗便有了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北岛是天才，不仅诗情绵长，而且能致力于诗的思考，所以他“活”得很久。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北岛的思考并没有深入下去，而且对自己的过去作了全面的否定。他是一个伟大的“季节诗人”。

    批王朔最没劲，他搞文学就是为赚钱，他写的东西也有一定的娱乐消费价值，关键是他自己把什么都说得很清楚了。王朔是个讲故事的天才，以他的聪明，如真能一心一意搞文学，难说不会成为大家，不过赚了钱，出了名，总得有代价，这代价值不值，就是自己的事了。

    （《十作家批判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