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读书教书写书中，渐渐悟到“坐实务虚”的好处，凡事先求真，心里有本账，再求那个理字。有关真理、真义、真相、真实的辨识，有如听什么专家学者庙堂主持的高言阔论，不如翻翻可能翻到的资料账本，或实际搞点“田野调查”，比啥都明白。“文章千古事”，到了不抵“账目百年清”；大叙事糊弄大历 史，小账目记载真事实，大小互补，方还一个完整的历史谱系。

    回头检视跻身于其中的新诗理论与批评界，也渐渐觉着有许多不踏实之处。账目不清，历史坐标不明，只忙活于当下、手边、推波助澜，再要没点艺术直觉、文章功夫，不全成了“瞎嚷嚷”了吗？倒是有几本“重写”的新诗史或文学史的新诗章节，作了一番新的梳理，但还是脱不了“大叙事”的模式，且受制于当下语境的局限，依旧是一家之言而已。这边读诗，读得“审美疲劳”；那边读论，读得“话语疲劳”。值此不堪中，读到刘福春的《新诗纪事》，无论无评，无“指点江山”，亦无“激扬文字”，只是自1917至2000,按年按月按日，创作、出版、活动，一笔笔记账而已。38万字，600余页码，如此“账目文字”，却读得人兴味盎然，手不释卷，一气读完，二番再翻，先是惊喜百年新诗终于有了“明细账”，继而叹服现在还有这样做学问的主，最终感念原来“账目”比“文章”更好看！

    新诗百年，追“新”百年，急行军似的，全赶路了。写诗者忙着赶路，论诗者忙着吆喝，从头忙到现而今，终有人不慌不忙日积月累十几年，整出这部“明细账”来，使新诗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谱”，功莫大焉！综观海内外，此前远有诗人王统照在上世纪30年代辑成的《新诗编目》（刊于1937年1月版的《文学月刊》，近有诗人张默于90年代编成的《台湾现代诗编目》，以及其它为数不多的一些编撰，但都系一时一地之局部“账目”，如《新诗纪事》这样跨海跨代百年一撰者，刘福春是第一人。其视野之广，版图之大，史料之翔实，都属前所未有。学界人士都知道史料的重要，只是这多年很少有人能坐得了冷板凳去做这样的苦学问了。史料的丧失便是历史的丧失，同理，史料的修复也便是历史的修复。但如何修复，以怎样的立场与编撰理念去修复，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刘福春的《新诗纪事》采取的是客观还原的方式：“尽可能地展现当时的历史风貌和上一世纪新诗创作的成就，勾画出新诗演变的曲折轨迹，还原其原本的丰富与复杂”。（《新诗纪事·说明》）客观叙述，不做主观评价，让资料说话，让时间作证，这样的“修复”显然是十分科学而又富有远见的，从而保证了其现实的意义和长久的价值。

    如此客观还原，首要的功用是，撰者借“纪年”体例，“顺道”将20世纪下半叶“两岸三地”及海外各自为阵、各自为主的新诗板块整合为一，疏通打理到一条“河道”，哪段水清，哪段水浑，哪段断流，哪段水静流深，历史脉络立见分明。脉络之外，更见肌理，资料全成了“活物”，在被还原的历史时空中对质、盘诘、互证，其生动与真切，非寻常“话语”可比。譬如读到这样的记载：“195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刊出新华社报道《田埂边，墙壁上，诗句琳琅满目———四川农村已经诗化了》”；“25日，《诗刊》6月号刊出郭沫若的文章《遍地皆诗写不赢》”。便可知道，我们曾有过一个多么“繁荣”而又荒唐的“诗歌时代”；还有：“1968年3月6日，《人民日报》刊出易和元的诗《十唱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年春，郭路生（食指）写作《相信未来》”。便可理解，作为朦胧诗的先声，当年食指的创作，有着怎样雪间春草般的珍贵。

    百年新诗历程，何以曲折，何以驳杂，何以纷争不断，又何以分流归位，白纸黑字，在在记录清楚。而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事实胜于雄辩”、“时间将证明一切”等俗理套话，在这样的“纪事”中顿生异彩———沧海桑田，主流边缘，官方民间，世道人心，诗品人品，以及等等，无须论争，“流水账里”，笔笔显示明白。

    一部《新诗纪事》，看似平平常常，不显山不显水，一部工具书的问世而已，既非庙堂文本，更非翰林文字，只是点点滴滴实实在在将散失于历史风云话语喧哗中的新诗史料，予以细心拣拾、精心编撰和客观呈现而已，但时间会证明，这将是中国新诗研究领域中里程碑式的一部大书———新诗有了“明细账”，这“账”是修复，是还原，更是历史性的改写，其隐含在流水纪事寻常文字后面的苦心孤旨，或不为当下浮躁的学界所看重，但必将为未来的历史所记取。我曾说过：“写给时间的诗与写给时代的诗是不一样的”。同理，为时代而做的学问与为时间而做的学问也是不一样的。新诗有幸，百年待一人，终等到刘福春这样虔敬笃诚的青年学者为之作“司库”，并理出一部“明细账”来，此后的道路，或可走得更踏实也更明确些。（《新诗纪事》·刘福春撰，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