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高龄的文怀沙先生近在山右有一次关于诗词文化的讲演，他以游泳比喻作诗，说优秀诗人为“蛙泳”，不少人虽也作诗，但却是“狗刨”。评价一个人的诗，“蛙泳”就是“蛙泳”，“狗刨”就是“狗刨”，不能因诗以外的原因而违心地将“狗刨”说成“蛙泳”。文老谈及当年陈毅元帅请他看诗的情形时说， 自己只能如实指出陈毅诗作的不足，而没有说称赞的话。讲演时，中年诗人熊东遨先生在场，文老指着熊东遨说：“我可以称赞熊东遨的诗，但不能称赞陈毅的诗。”

    文老认为可以称赞的熊东遨，是一位很有才气的实力派诗人，他俩十年前便已相识。熊东遨的诗，不惟文老予以称赞，更受到众多诗人的赞扬。就在此次讲演前，熊东遨与王蛰堪、曹长河、蔡淑萍、王玉祥等诗友同车而行时，有诗人见之禁不住大发感慨，说：别看这辆车破，而车上的“货”却太值钱了。———水平能超过这几位诗人者，还能找出几许呢？此虽是半开玩笑的话，但却非虚誉，凡对现今诗词创作状况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他们在诗词界的份量。熊东遨与他那几位诗友，均是没有半点儿权势的“平民诗人”，所以有人嘲笑他们借用的那辆旧面包车。文老认为陈毅的诗作得不好，而不因其开国功臣、元帅的政治地位，便予以称赞，却来称赞熊东遨这样的“平民诗人”，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文人的品格与做人的原则，所以那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讲假话，不发违心之论，不巴结讨好权贵，是一种操守和行为准则。古时这样的人是很多的，甚至不乏宁可丢官丧命也不肯巧言媚上者。唐代女诗人薛涛，对于宰相、封疆大吏之诗，认为不好时不但不说好听的话，而且敢于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如今能继承古人这种品格的人，老一辈学者中文老之外，更为人知者，还可以数出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等一串名字。

    在尊敬文老等前辈文人的同时，我却不能不为目下诗坛而深深一叹，因为如今像文老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虽然“实事求是”“要讲真话”之类的话不绝于耳，但随处可见的却是曲意迎逢、阿谀奉承。有些报刊选用和评论诗词，似乎并不看作品，而只是看人。好些“诗词”，谁都知道毫无诗味甚至根本就不叫诗词，却得堂而皇之刊于报端。会议中和报刊上所发诗词评论也不可谓不多，不少为不负责任的瞎吹，尽量搜寻各种好听的词语极力赞美。前贤劝人不可谀人时有名言曰：“不得已而谀之者，宁以口，毋以笔。”而现今许多人却是自愿去谀，不但爱“口谀”，更爱“笔谀”，全然不怕读者笑话。用李国文先生的话来说，皆为“无耻之

    徒”。有的人于诗词明明尚未入门，充其量只是个爱好者，所作竟被誉为“不亚于唐诗”。最教人感慨不已的是，前不久的一次诗词会议上，有人因某位有点权势的官员在主席台上，便高度评价那官员的诗，夸得天花乱坠、无以复加，简直为中国当代第一大诗人，使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孰料第二天，那个评论者却私下对我摇头，说那官员的诗并不好。我听了更是惊奇不已，这样

    的人也配谈诗吗？我连反问的话也懒得讲了，说有事而中断了与他的谈话。

    这种瞎吹乱捧之风，自然不止诗词一道，其他领域也司空见惯，真所谓天下皆然。令人甚感悲哀的是，这种风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真是教人无可奈何。从一些人对别人作品的评论，分明可以窥见其做人的态度。对于评论和做人，我们不妨也以游泳作比喻：文老不曾称赞陈毅的诗为“蛙泳”；而许多人对低劣之作的大肆吹捧，则连“狗刨”也算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