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科学、人文、未来论坛”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举行，来自科学界与文学界的人士汇聚一堂，开展了一场科学家与文学家别开生面的对话，共同探讨科学与人文如何和谐发展的主题。《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推动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有效体制机制。和谐发展已经成为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成为科学与人文工作者共同探求的主题。本次论坛中，科学家与作家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对科学与人文及其相互关系的见解，本刊摘发部分演讲，以飧读者。
科学人文未来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 王蒙
我常常怀念那些精通文学、文艺与自然科学的文化巨人：达芬奇，罗蒙诺索夫，莱卜尼兹等等。
中国古代有著名文人兼通医道与军事的，但少有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也是不成功的。
鲁迅与郭沫若都学过医，郭老还长期担任科学院院长与文联主席，但他们的主要治学与活动领域还是在文史方面。
有一些当代中国科学家表现了对于文艺的浓厚兴趣，如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等。我以为，这与他们对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国民素质与国人精神面貌的关切有关。但除王小波外，少有文学家受过自然科学、数学与逻辑学的良好教育，甚至，我以为，大多数作家和我差不多，基本上是科盲。这是中国文人常常激愤、失落、大言与现实脱节的原因之一，哪怕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之一。
还有的作家干脆鼓吹蒙昧主义、信仰主义，在什么特异功能、气功、命相学、人体科学、易学国学禅宗的幌子下把伪科学的东西宣扬了一个够。
我想这与中国的重文主义传统有关。中国人对于道与器、义与利的辨识，对于修齐治平的推崇，对于辅佐明君的理想，使人们倾向于认为齐家治国之道才是大道，而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不过是西洋小把戏（梁漱溟语）。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极大的独特性和存在价值。但是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中华文化缺少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缺少一套实证的方法，又缺少严整的逻辑规则，乃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是中医理论的妙解，老子的极高明的超凡拔俗的命题，《大学》上关于从正心诚意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著名推论，都不符合形式逻辑的起码规则，更谈不上实验的或者统计上的证据，而更多地接近于文学作品。它们富有灵气，充满想像，整体把握，文气酣畅，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有时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有时候则是更富有审美价值，就是不怎么科学，不怎么经得住实验、计量、辩驳，有点强辞夺理和想当然。
当然，事物也有另一面，新中国以来，在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热烈追求中，优秀的青年都趋向于学理工，国家的领导层人员几乎百分之百地出自理工院系的毕业生。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治学与教学受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频仍、动荡不已的影响，长期以来，也积累了许多“瓶颈”式的难题。如果说新中国以来的历史当中，存在着某种实际上的重理（工）主义的倾向，大概也是事实。而在意识形态上的激进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克制之后，商业上的急功近利，恶性与违规炒作，又大大地威胁着正常的人文学术的发展与面貌。
即使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时仍然担忧我们把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时期的批评科学主义的理论搬到中国来是否合适。对于中国来说，更加迫切的难道不是批判蒙昧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吗？中国至今到底有多少科学？更不要说一味科学的“主义”了。解放后的许多流行一时、带有党八股或者洋八股气味的说法，究竟有多少经历了科学的分析检验？
所以我非常欣赏任继愈教授的一个提法，即中国的历史性的任务是要脱贫，同时还要脱愚。贫而愚，会落后挨打，倒行逆施；富而愚，也许其危险性不低于贫而愚。
文学的方式与科学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文学重直觉，重联想，重想像，重神思，重虚构，重情感，重整体，重根本；而往往忽视了实验、逻辑论证、计算、分科分类，定量定性。科学的个“罪过”就是摧毁了许多信仰主义、浪漫主义、一厢情愿的幻梦。例如登月的结果远不如中外神话中诸多与月亮有关的故事动人，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于爱情至上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科学使得一会儿说是“上帝死了”一会儿说是“人也死了”，科学当真该死。
但是文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又有很大的一致性：珍惜精神能量，热爱知识热爱生活，对世界包括人的主观世界的点点滴滴敏锐捕捉，追求创意，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力图对国家民族人类作出新的哪怕是点点滴滴的贡献。
我希望文学界的同行们能以极大的热情学习科学，普及科学，领会科学的庄严、丰富、阔大、缜密；领会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将得到一个怎样美丽、神妙和精微的世界，领会科学已经怎样使人变成了巨人，科学将为人类创造怎样崭新的未来。同时，用科学的实证、理性、计算来取代偏见和唯意志论，取代文学的自恋与自我膨胀，取代那些想当然的咄咄逼人与大言欺世，更不要以文学的手段传播愚昧和迷信。同时我希望全民的人文素质会有所提高，珍视公认的价值体认，而这与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方法的提倡，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认同，不应该是矛盾的。人文精神当然应该是一种科学精神即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不是造神的精神，不是盲目的自我作古的精神，不是诈唬吓人的态度。
（自然）科学与人文，只能双赢，不能零和。为了发展中国的人文教育，为了科教兴国，为了国人与全人类的福祉，为了最终地去除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迷信与愚昧，让科学家与文学家携起手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加文明、更加有知识有教养的中国吧。
科学与人文携手共创和谐发展的美好世界
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管华诗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人文知识体系在历史的框架内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而相形之下，中国没有形成近代科学所必备的理论系统的建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形而上的逻辑思维方式。这种不平衡造成了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近代迅速落后于西方的后果。
当古老的帝国被迫打开国门、融入世界之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迅速凸现出来。重视科学的思想观念从少数精英逐渐蔓延至整个社会。中国用短短百年的时间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与此同时，世界科学技术进入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创新密集时代。但人类为社会的快速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科学与人文相互通融，协调发展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科学和人文，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两条并行不悖的主脉。科学类比古老的中国哲思是求证“天道”。人文一词类比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当属“人道”的范畴。从理论上讲，科学强调逻辑和理性，帮助人们摆脱愚昧、认识真理，提供知识和方法，增强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物质财富的增加，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因此，科学更具有刚性，更能解答或解决实际问题；人文强调和谐和感情，关心人的精神世界，引导人们追求善和美，赋予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科学活动本身以意义和价值的导向。因此，人文更具有柔韧性、渗透性、包容性和导向性。如果科学有人文相辅，就可以更加明确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明确正确的发展方向，在创新思维上有所启迪；如果人文有科学支撑，就可以更加严谨和厚重，避免模糊和玄虚，在研究、创作、知识的授受和考察方法上有所借鉴。科学与人文相互融合，即在此层面上实现“天人合一”，可以刚柔相济，相互借鉴，相辅相成，有利于彼此的健康发展，并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
今天，人类正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重大课题，如：人口、资源、环境、还有质量。如果说在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中，科学和人文两方面所占的分量难分伯仲，那么在质量问题中，可以说绝大部分、甚至根本的问题是人文范畴的问题。质量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是人类文明的堤坝。质量决定了社会发展繁荣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续性。质量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所有上述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因此，科学和人文的融合是两者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前，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一观念在精神上与古老的“天人合一”命题遥相悬契，当然它已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涵。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天人合一”才能使人类社会的发展真正走上哲学意义的“科学”之路。只有天人合一，科学地发展，才能既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也解决发展的意义和价值问题。
让科学与人文携起手来，共同完成它们相同的使命——发展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技术，发展具有科学精神的人类道德。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的、和谐发展的美好世界！
月球探测：人类开拓进取的范例
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欧阳自远
月球探测是人类进行太阳系探测的历史性开端，大大促进了人类对月球、地球和太阳系的认识，带动了一系列基础科学的创新，促进了一系列应用科学的新发展。月球探测，尤其是载人登月是人类迈出地球摇篮的第一步，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里程碑。人类在宇宙空间展示的智慧创举、超强能力和攀登精神，是人类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的光辉范例，增强了人类探索宇宙、建设好地球家园的信心。月球探测成为人类历史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我国开展月球探测工程的战略目标和初步规划：综合分析国际上月球探测已取得的成果，以及世界各国“重返月球”的战略目标和实施计划，考虑到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综合国力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我国月球探测的近期首选目标（2004年—2007年）为月球环绕轨道器，2004年—2017年实施不载人月球探测。中国月球探测的发展战略，开展月球科学探测，突破“绕落回”三个发展过程。2004～2007年（一期工程）实施
环月探测。研制和发射我国第一个月球探测器，月球探测卫星。相继进行月球探测二期工程，月球表面软着陆与月球车巡视探测（建立月基天文台，对天观测，对地监视）。之后实施月球探测三期工程，月球表面软着陆及采样返回。为载人登月和月球基地建设积累经验和技术。我国月球探测第一期工程（嫦娥一号）的科学目标与进展（2004—2007）研制和发射第一个月球探测器——月球探测卫星，主要用于对有开发利用前景的月球能源与资源的分布与规律进行全球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探测，并对月球表面的地貌、地形、地质构造、环境与物理场进行探测。科学目标：（1）获取月球表面三维影像；（2）分析月球14种元素、矿物与物质类型的含量和分布；（3）探测月壤厚度，估算氦
3资源量；（4）探测4万～40万公里间的地月空间环境。
2004年1月14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了探索太空和将人类的足迹扩展到整个太阳系的美国新的太空计划。2008年前将无人驾驶的探测器送上月球。2015年至2020年之间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并在那里建立太空基地。以此为跳板，2030年后：将宇航员送上火星乃至更遥远的宇宙空间。控制能源，军事领先。欧空局根据美国新的重返月球计划，迅速调整月球探测计划，2020
2025年实施载人登月，在月球上长期居留，2035年把宇航员送上火星。
重返月球首先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以月球资源、能源、特殊环境和利用月球走向深空探测为目标，重新对月球进行全球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的探测，进而载人登月，逐步开展深空探测。美国、欧空局、俄罗斯、日本、乌克兰、奥地利、英国、德国、巴西和印度等国家和组织都制定了相应的月球探测计划，并在积极实施中。
21世纪将是人类全面探测太阳系的新世纪，并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新时代。
幸福的科技与科技的幸福
著名作家 毕淑敏
对于现代文明进程而言，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是文明进步的明显标志。知识和控制自然能力的增长、新工具和工艺的增加，这种种一切都使得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舒适。但相比古代人可谓简陋的科技水平，现代人的幸福感真的保持了与科技同比例的增长吗？我们今日当真比古代人更幸福吗？
你不能说在通红的篝火旁手舞足蹈的那些裸人，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如果谁硬要这么说，以为只有现代人方知晓和享受幸福，因而看不起祖先，倘若不是无知，就是赤裸的现代沙文主义。
在个体层面上，罗素在他的作品中谈到，增进个体的幸福感有两种方法，“一是增加安全，一是培养勇气。”而科技正是在这两方面支持了个体幸福感的增加。
在社会层面上，科技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多子多福对于100年前的人适用，到了今天就未必。这种幸福内涵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说，受到了科技的很大影响。无论是非洲人还是亚洲人，人最开始都是作为一个生产力的单位而被不断生产着。科技的发展推动着关于生殖与生育理论的发展。直到机器出现以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少量的机器就可以完全取代过去大量的劳动力，使得在维持一个人必要生存的物资不变的情况下，他所能创造的价值相对减低了。以往的幸福感为科技所悄悄改变为不幸感。这时的科技则转为推动优生优育理论的发展。
对于个体的幸福感而言，科技是其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但并非惟一来源。
除了某些真正的科学狂人，不会有人认为只要有了科技，就必定会有幸福。人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科技来满足其生活中的欲望，从而获得幸福，而非从单纯的发展科技中获得幸福。即使是最沉迷的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生命中的感动来源于生活，而不是无休止的工作。应该说，冲动和欲望的满足，才是导致个体幸福感产生的真正原因。
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不尽相同。但综合其特质，还是可以将幸福进行基本的分类。其特质就是人们生活中面临的“冲动及渴望”。这种冲动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追求。对于此，马斯洛将其归结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出于人性本身的欲望都将是导致幸福的最深层因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科技因素、心理因素，或是其他种种因素，对于幸福感的产生均不是必然的，同时也不是可度量的。那种有了科技、满足了个人追求就必然会幸福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同样，它们对于幸福感而言，其作用也并非总是正向的。应该说，在幸福感来源问题上，科技、心理、或是其他诸如价值体系等，只是影响因素，同幸福感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科技并非幸福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科技对于幸福的影响，多半是通过为人们满足自身欲望创造必要条件而达成。使人们幸福的科技，同科技所能引发的幸福之间，并非因果。
大学课堂与文学教育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张炜
现在一些杰出的教育机构已经在考虑许多重大问题。如国际上一些理科教学，比如学天文、物理和生物的，交给学生的必读书目里也有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都列为必读书目。当然科学和文学有极大的不同，这里暂且不谈；只说其一致性：科学也需要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人的个性的发挥。如果把想象创造和个性的空间压缩了，还有多少科学思想可言？文学与科学的相通部分，如它们都让人有大关怀，都尽力追求完美。正是这些本质的要求促生了重大的科学成果。像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看他们的传记即可知道他们对文学的崇敬，艺术对他们的重要；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崇拜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华裔科学家接受采访时说，对他一生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教读《四书》《五经》。照理说《四书》《五经》和科学发明最没有关系了，为什么他觉得如此重要？因为这是中华文化中的精华，它包含了道德的、伦理的、民族的大学问和大奥秘，他作为一个求学问的人，一生的思维要有根，文化要有根，他站在这个有根的文化上才能成长，才能发力，做什么才可以成功。搞科学，搞治理，都必须有文化的根，都需要强烈的人文关怀，需要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把握力。缺乏这些，就不可能有大的成功。而我们现在一些大学的文学教学，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忽略和抹杀文学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教育危机和精神危机。
大学里的某些人正热衷于将文学充分地技术化。而文学的技术部分对于文学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强调技术是为了大规模地炮制出一些“文学通人”。现在的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本科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到文学出版社和报纸副刊去工作，好像大学真的制造出了一批“合格人材”。其实这是不存在的。一旦成了“文学通人”，也就成了与文学毫无关系的人。
有人提出疑问：文学是教出来的吗？我认为不是不能教，而是应该怎样教。最好的文学课就是把它办成一场文学的盛宴，即搞成一堂集体欣赏课。尽可能地诱发每一个体验者，让其个人经验复活，活生生地、一个一个地，从群体中分离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具体的生命有了具体的感动，而不是把大家的感受搅和到一起，模糊化和统一化，或得出一个最大公约数。文学欣赏是一次充分激活，是一次呼唤，以此求得千姿百态。要获得淋漓尽致的体验和表达，就要尽可能地把这场盛宴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可能性全都调动起来，从而形成极其活泼、极其冲动的局面，一瞬间让生命中最敏感的因子飞扬起来。感动、愤慨、回忆、痛苦，整个“合谋”所需要的这些因素全部焕发出来了——这才是一堂真正的文学课。如果文学课离开了这种状态，文学也就真的不可以教学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价值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成中英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人文价值的载体，其继承，其发展，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课题。中国文化包含的人文价值，简言之，儒家哲学所包含的社会和谐的理念，人性的信念与个人徳善的修持之道，道家哲学所包含的自然与美的眼光与境界，墨家哲学所包含的求真务实的精神与执着，周易哲学包含的生命创新，万物并包，开物成务，天人合一的人生洞见与宇宙体察，都为现代化的工业与科技社会安定提供了一个人性化与人文化的基础与源泉。
与西方文化传统相较，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更丰富多彩的人文价值，此点不可不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价值也具有人性的普遍性，正如我们可以把科技发明看成人类智性系统的普遍属性，而不必看成为西方人或西方文化的特质而已。
在文化生活上彼此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形成一个人类人文价值的共通世界。西方国家有识之士早已有见于此，近年来对中国文化的精髓的学习与研究如雨后春笋，一片绿意。中国作为人文价值的王国能不深思引以为范乎。
最近有知名科学家提出中国语言与中国哲学经典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不知是指的过去或现代。显然，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并未受到中国人文传统任何经典或中国语言的阻挠。相反的，中国当代科技社会的发展更需要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来提供其精神支援与后盾。至于在中国过去历史，周易哲学扮演了多种角色，其中反而有促进科学与科技发展的实例，如天文学、历法学、医疗学（中医学），冶金术与化学等等系统的发展都与周易哲学的系统有关。即使周易流入民间，其末流发展为民俗迷信，但又岂能说周易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呢？显然，我们不应该以偏概全，作出未经仔细论证的非科学的判言。我们必须认清：历史上任何一个人类文化传统的发展是有机的与有限的，而非尽善尽美的，而且往往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有一弊必有一利。不但如此，往往且是得之东隅，失之西隅，得之西隅，失之东隅。今日人类文化全球化，我们应该从学习与互补的立场着眼，而不必奉某一文化为圭臬，对自己的根源文化进行不公正的评价。西方科技发展带来经济的繁荣与功利主义，在我们对人文价值缺乏充分的理解与反思之时，是不是我们已先行无意识的堕入功利主义权势化的陷阱之中了呢？更进一步说，周易的整体思维与对偶思维事实上并不排除客观化的科学化的对象思维，而是为对象思维提供了一个可以联系主体思考者的空间，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创造发展的本体以及发展变化的过程。
全球化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又如何？回答是：一切都在于人类是否能够善用科技以促进人文价值的深度发展；一切也在于人类社会是否能够善用人文价值以促进科技的高度开发，把人类的社会建筑在宇宙的无尽能源之上，使人类社会与人类个人同时享有高度的精神自由与物质自由，以创造更为美善的人文价值。这是中国文化的理想境界，也应是全球化人类文化的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