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结束的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今年1－7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22913人，其中厅级以上干部109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出，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急需“经验丰富、能够突破案件的侦查预审”等四类人才，以进一步加大境外追逃工作力度，惩治和震慑腐败分子。（《新京报》9月13日 ）

　　为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在反腐形势依然严峻、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加强反贪人才培养、呼唤更多的反贪能手加入到与腐败行为做斗争的行列中来，其重要性与紧迫性，不言而喻。不过，在强调反贪人才建设重大意义的同时，笔者以为，反贪工作制度层面上的完善同样值得高度重视，从某种程度上讲，后者也许更为“急需”。因为，无论是从人才的充分培养，还是人才作用的有效发挥上看，一个更加健全完善的制度都是必不可少的环境保证。

　　在笔者看来，现行反贪体制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首先，按照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本来享有“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权力，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在管理体制上检查院在“人财物”等方面都受制于地方，因此这种“独立检查权”事实上很难完全摆脱当地行政部门的干扰，使地方反贪工作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从近年曝光的一些腐败大案要案来看，查处工作往往要倚重上级纪检部门的介入，而在此之前，当地反贪机关每每处于“失语”状态。这种自上而下的监察模式固然有其便捷的一面，但成本之高代价之大也是显而易见的。

　　而与“独立检查权”难以落实相对应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检查机关本身的监督往往也处于无力状态。按照法律规定，检查机关一方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公安、法院等部门实施法律监督，而另一方面它同时又拥有对贪污贿赂案件的侦察办案权，显然这种监督权与办案权的一体化具有内在的矛盾冲突，一旦失控，反贪者也会成为腐败者。最近以来，韩建林、丁鑫发等省级反贪高官的纷纷落马，就是明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仅就工作能力而言，韩、丁其实都不失为“人才”，作为“马向东案”的主要查办者，韩建林曾是“令贪官颤栗的名字”，而丁鑫发也久有“工作狂”之名，“三年时间，就把江西检察工作带入全国检察机关的先进行列”。然而，是什么让这些曾经能力不凡的高级检查官堕落为腐败分子的呢？除个人原因外，监督监督者的制度缺陷，无疑更值得深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反贪机关作为国家的反腐之“器”，要保证其工作效能的“锋利”，人才当然紧要，但决定人才成长、使用的权力环境——制度本身，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求“利”方式。（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