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叫曾昌飚，今年35岁。此时，他正端坐在办公桌前，稳如泰山，屋内右侧下角伏着一只玉蟾蜍，口中衔玉，栩栩如生。他笑眯眯地说：“我曾送给金正日将军一只更精致的玉蟾蜍，衷心地祝他的国家繁荣富强，他十分高兴地收下了。”

　　最大挫折来自童年

　　曾昌飚的长相、名字，都让人浮想联翩，猜测他与朝鲜有点血统渊源。

　　他摇着头说：不，我是温州人。

　　我出生在温州永嘉的桥头镇，那里盛产纽扣，素有“东方纽扣城”之称。在我刚出世时，父母为我算过生辰八字，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将来才智超群，富贵一生，可是人满则损，必定有所缺陷。我会遇到什么灾难，谁也无法预知。终于有一天，灾难降临了。

　　我三岁那年，人们正欢天喜地迎新年时，我却发起了高烧。父母见我高烧不退，赶紧抱起我去了医院。经诊治我得的是小儿麻痹症，一番抢救后，命是救回来了，可是一条腿再也不能动了。

　　起初并不意识自己失去了什么，也不明白长辈目光中的忧虑怜爱，还是和别的小孩一起疯玩。随着渐渐长大，我开始发现了和别人的不同。我记得在入学的第一天，大家都去上体育课，我却被老师通知不用上了，呆在教室里休息。我伫立在窗前，手扶着窗棂，凝视着操场上的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赛跑，心猛地揪紧了。我突然明白，我这一生不可能和他们一样了。那天，我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比他们跑得更快。可如何才能实现愿望呢？想要跑过两条健康的腿，我自己的腿不行，但我可以‘借’腿。如果我有了私家车，四条腿定能胜过两条腿。

　　曾氏家族在当地是个望族，除了父亲当官以外，七个弟妹全都经商，像雷诺手表就是我家族的产业。所以，我自小就边读书边跟着大人学做钮扣生意，不知是骨子里有做生意的基因，还是因为耳濡目染，我很早就掌握了一套生意经。

　　因为自己身体的残疾，造成了我事事要强的性格。另外，我是家中长子，必须为自己的弟妹作好榜样，所以我在学习上也很优秀。18岁时，我的一项发明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发明专利，被《当代中国发明史》编入其中。家乡人都为我感到骄傲，镇政府还奖励了我5000元钱，这对我不仅是能力上的肯定，也让我对未来有了深刻的思考。

　　人生的辉煌期是20到30岁，我如果用这段时光读书，也许会成为某个专业的人才，但想到少年时期要实现比别人“跑”得快的誓言，我就不满足，我要做管理人才的人。于是，我想离开桥头镇，去大千世界闯闯，开创自己的人生。父母当时极力反对，他们无法想像我一人在外漂荡的日子。所以不管我怎么要求，他们坚决不答应，我只好想办法去说服他们。

　　我带着父母来到桥上。我指着码头上熙熙攘攘做苦力的工人，问大家这些人身体如何。那些人个个膀大腰圆，肯定身体健康。我告诉他们，搬运工靠体力吃饭，辛辛苦苦而所得甚少。指挥他们的老板靠头脑生活，不用汗如雨下，却所得多多。我没有搬运工人健康，但我相信自己有颗聪明的脑袋，一定能创造出幸福。

　　就这样家人被说服了。那时，我的叔叔在北京一家商场里有自己的经营专柜，我想先到那儿长长见识。19岁那年，我离开了家乡。我第一次出远门，站在船头看着挥手的亲人渐渐远去，桥头镇离我越来越远，我的泪水忽地流了下来。想到从今往后，我就要拖着这条残腿，背井离乡，独自创业，而前途漫漫，路又在何方呢？

　　现在想起来，我最大的挫折来自童年。可正因此，我才更坚强。后来随着自己能力不断增强，我就越发自信，没有任何事会难倒我。

　　人生的第一桶金是100万

　　曾昌飚说话的时候，手里总拿着一支钢笔。说到激动处，就挥笔在半空中自说自划。

　　我27岁时，曾到东南亚和一些大富豪洽谈生意。他们看到我年纪轻轻，身有残疾，可是笑容亲切，为人真挚。我常想起那些热心向我伸出的双手，所以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做个真诚的人。

　　在北京，我一边帮叔叔打理生意，一边利用时间学习。 一次，我在国家专利局查到了合肥一家工厂生产了一种“塑料蒸汽熨斗”，我心想机会来了。我向这家工厂询问了产品价格，比较起其他类型的熨斗，它真是又便宜又安全。我就借了5000元钱，连夜坐硬座火车赶到合肥。我到工厂探明了情况后，毫不犹豫地把钱交给对方，让他们打包运货。结果那批货不到三天，就销售一空。这次小试牛刀，让我渴望有更大的空间开拓自己。

　　机会又一次来到了，1992年我来到了沈阳。当时我的二叔是吴江工艺制造厂厂长，他们在沈阳的经营部亏损3年。我觉得不可能啊，第一，他们零售的是布料，这是服装制造的必需品；第二，沈阳是东北的省会，也是商业中心之城；第三，五爱市场刚刚建立, 服装销售有上升趋势。

　　我决定试试自己的能力，便咬着牙向家里借了30万元接下这个店。它是我创办的第一家店，我为它起名龙飚纺织品实业公司。刚开始创办时，没有一个客户上门，自己对面料的品种、颜色也懂得不多。那段日子，我愁得整宿睡不着觉。

　　后来只要来一个客人，我就仔细地向他询问需求，还常常跑到客户的厂里，主动和他们交流。我把零售形式改为批发，增售进口面料，增加丝绸的品种、颜色。有一次，两家企业垄断了一家台湾公司的面料，那面料很是紧俏。为了争取客户，我用零售价从他们手中买进，让他们有利可图，又用批发价卖给了零售商。别人都不明白我捣腾什么劲儿，他们不明白，从中我建立了信誉，争取到了更多的客户。最后，这种面料就归我一人承包了。那年，我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00万元。

　　我又一次伫立在窗前，童年时的誓言再次在耳边回响，我向身外的世界猛喝一声：我要大干一场了!

　　我选择了朝鲜

　　1999年，曾昌飚创立了中旭集团。他的经营已涉入电子商务、钟表、食品、房地产多种领域，并投资了1.2亿元人民币建设了辽西最大的华隆商业广场。

　　我把100万元投入了下一步计划：我集中在沈阳的温州商人，“伙”着购买了南乐郊路门面房，成立了温州商品一条街，又叫东北服装材料城。第三年，它就成了面向东三省的服装面料的集散地。不仅东北商人，还有俄罗斯、韩国、朝鲜商人也来此进货。

　　看到这些人，我又心生一计：为什么不把生意做到国外去呢？从地理上分析，俄罗斯、韩国、朝鲜离我们最近。在俄罗斯，中国商人如同一盘散沙，当地政府无法提供人身安全、货物安全的保障，商人做生意赔本的很多。而韩国经济发达，市场早已形成规模，一时难以打进。最后，我选择了朝鲜。事实证明，这个国家是有商机的。

　　1997年，我第一次去朝鲜考察。当时平壤供电严重不足，晚上一片漆黑。电车由于停电，从丹东到平壤竟花去了20多个小时。

　　我忘不了朝鲜的阿妈妮，跪在地上用布擦地板，把地板擦得如同打蜡般，可她们身上的白衬衫由于没有肥皂清洗，显得很是邋遢；朝鲜的小学生，在冬天仅穿单衫为我们表演舞蹈；忘不了朝鲜导游喝第一瓶乐百氏奶时，眯起眼抿着嘴，半天舍不得咽下的神情；忘不了第一次请朝鲜朋友吃肥牛火锅时，他们竟夹起生肉就往嘴中送——7年中，朝鲜官员每次到中国来，我都安排他们住最好的酒店，享受中国美食，他们离开的时候，拎着满满一箱铅笔、笔记本，简直心花怒放，他们太缺乏这些东西了。

　　通过与朝方的多次接触，与他们贸易省的商务合作，我们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拥有了“人和”。但当时朝鲜的政治气候和经济环境还不适应投资，人民币兑换朝元的官方汇率远低于两种货币间的合理汇率，进口关税极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强等，都表明了进入朝鲜尚欠“天时”。

　　我就是那个牵走牛的小孩

　　曾昌飚的左手中指上的翡翠戒指，随着手势的变化，发出温润的光泽。

　　此后，我年年去朝鲜考察，仔细观察这个国家的变化。自2002年，朝鲜政府就大幅度地提高了物价和职工工资，同时允许个体经营、商店租赁、土地承包，设立经济开发区，企业也实行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到2003年9月，朝鲜确立了“经济政策调整”时，我感到“天时”终于来了。

　　平壤第一百货大楼面积是三万六千平米，号称第一百货大楼，五层楼内却空空如也。我把它作为进入朝鲜市场的切入点，朝鲜市场的利润空间很大，比如一个打火机在温州只卖0.5元，在朝鲜就能卖3到5元。而且，朝鲜政府只收取我们5%的进口关税和5%的所得税。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一名老汉将一头牛拴在桩上喊，大家不用付钱就能牵走它了。所有人都不相信，只有一个小孩把牛牵走了，而我正是那个幸运的小孩。这个机会实在太好了，我不想过了几年后价格猛涨，所以一口气就签订了10年的承包权，也许明年我会再承包四家商店。

　　我曾经对一位朝方领导人说，我会改变你们国家的经济。他瞪大了眼看着我，满脸质疑。

　　我分析着我们的优势，通过七年的运筹帷幄，我们对朝鲜市场和政府部门了如指掌。其次，朝鲜缺的是轻工业产品，而温州正是有名的轻工业产品制造基地，生产产品又适应朝鲜的消费水平。第三，我们在辽西的华隆商业广场是面向朝鲜的重要出口基地，朝阳距丹东180公里，过了鸭绿江再到平壤是270公里，货物朝发夕至。同时，我们雇佣朝鲜人当售货员，不仅节省自己的成本，还可以解决当地人的就业问题。我们根据朝鲜的规定，价格实行统一管理，商品一律不打折，每月进行一次全朝鲜的零售商批发交易会，对他们大大让利，然后由零销商将产品销往全朝鲜，把朝鲜的经济搞活。

　　朝鲜不会拒绝良性的投资，就像不会拒绝真诚一样。

　　临近告别，曾昌飚站起身来，整个身体绵软无力。

　　他吃力地走到门边。

　　此时，他脸上从容，他双眼有神。（本报记者 彭苏 发自沈阳）

特约编辑:舒薇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