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丘慧慧 深圳报道

　　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没有他

　　“我们可能活不成了，产品低价也卖不出去，这种恶劣的情况会维持七八年”，“我 们也说不清未来发展重点是什么，我们也是糊里糊涂的。”

　　华为未来的“全球五百强”蓝图该怎么画？

　　任正非的标准答案一定是：“我也不清楚未来会怎样，未来怎么发展，我也糊里糊涂。”

　　相似对话确实发生在今年的两次公开场合上，任正非对媒体仅有的公开回应分别是：“我们可能活不成了，产品低价也卖不出去，这种恶劣的情况会维持七八年”：“我们也说不清未来发展重点是什么，我们也是糊里糊涂的。”

　　这种论调的发生有一个极其不相衬的背景：2004年，华为真正开始高歌猛进，上一年，华为进入技术大鳄思科的黑名单，并从而借助那场惊扰业界的官司声名鹊起，2003华为不仅在海外市场取得了超过10亿美金的销售业绩，更重要的是突破了欧美主流运营商的防线，与朗讯、北电等一流设备商同台竞逐。2004年，华为将海外业绩锁定20亿美金，实现100%的增长。

　　混沌与秩序

　　1996年，《华为公司基本法》进人第二讨论稿阶段，任正非针对其中“爱祖国、爱人民是我们凝聚力的源泉”的表述提出异议，“只提爱祖国、爱人民是空洞的，我爱祖国、爱人民，但我也爱公司、爱自己的家人，我对自己子女的爱，总还是胜过对一般员工的爱，这才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才是凝聚力。”

　　任正非顺手抓起笔加入：“爱公司、爱自己的亲人”几个字——这一条在1998年3月23日，历时三年、八易其稿的《华为公司基本法》定稿后永远固定在了第一章“公司宗旨”下“核心价值”第四条。

　　《华为公司基本法》，中国首部公司管理基本法，共计6章103条，全篇弥漫着任氏风格的煽情、辩证，而又实用主义的色调，分别对公司价值观、经营政策、人力资源管理、业务流程做了系统的原则性描述，观念突出，但极少出现明确的数据和目标。

　　定稿之时，任正非对属下说：“我们的基本法本身没有一个最终明确的态度，它是模糊、混沌中的一条光束。大家都逐渐向它靠拢，靠拢过程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基本法》执笔人之一黄卫伟教授说，这是中国企业在实践中探索职业化管理的开始，也是未来秩序被中国企业清晰、系统地表述出来的第一次。黄卫伟同时在其撰写的“走出混沌——《华为公司基本法》诞生记”中意味深长地引用了美国著名作家西奥多。H.怀特未完之作《美国观念》的一句话为任正非一手锻造的“光束”作了注解：“美国是—个由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地方，而是这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

　　是观念诞生了华为，还是秩序锻造了华为？

　　事情的另一个注脚是，几乎是《基本法》进入实际性操作之时，任正非也开始系统引进国际化公司的治理来强化那些的“光束”执行。

　　1996年，华为以3个月时间之长，在深圳西丽湖畔探讨工资改革方案，同年底，引入美国HAY咨询公司香港分公司任职资格评价体系；

　　1998年，成为国家劳动部两个与英国合作的“任职资格标准体系”试点企业之—；

　　2000年，请IBM为IPD(集成产品开发)提供咨询，打破了以部门为管理结构的模式，转向以业务流程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华为总共付给IBM的咨询费用达数千万美元。

　　寻找这束混沌中的光束，华为用了上十年，1987年创业，至1998《华为公司基本法》出炉，当年创造销售额开始突破100亿元；在以后追寻光束的5中，华为的销售规模上升了超过三倍，2003年达317亿元。

　　“前几年，我们在挣扎，是为了有饭吃，今后十年，我们要进入技术起飞阶段。”任正非在《基本法》完稿时说。时至2003年，与思科的官司戏剧性地证明了任当年的预想，华为的确不是一个技术平庸的公司：官司了结之时，华为已经化解了思科在中国数据通信领域超过80%的垄断地位，并低调而策略地挽起3COM公司的手，向更为广阔的海外市场潜进。

　　早在多年以前，混沌中的华为就已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未来：《华为公司基本法》第一条：“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

　　封闭与开放

　　华为是一家封闭的公司吗？

　　2003年春节以后，华为在媒体的曝光率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思科的纠缠使之成为“IT第一案”的当然主角，华为的身影被放大、放大再放大；依靠海外市场的崛起，迅速扭转了华为在2002年的颓势，那一年，豪赌3G并与“小灵通”失之交臂的华为遭受了“决策失误”的指责，并于当年出现了公司创办以来的首度业绩下滑。

　　尽管任正非依旧谨言慎行，但与思科交恶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被理解为华为公众形象的转折——华为戏剧性地将当年业绩拨高了30%，并使其品牌的海外知名度一路飙涨。

　　有人发现，一向沉默的华为开始低调而又积极地、用它专业化的水准与公众以及主流媒体斡旋；媒体对华为的言论开始微妙地从猜测、质疑地口吻更多地转向肯定与证实；华为甚至还用对待其客户一般的礼遇，款待国内外知名媒体的造访。尤其是在宣布与思科和解之后，华为的积极表现为其此次的“和谈”结局赢来了胜利者的形象。

　　华为内部人士说，这一切实际上都来源于任正非已经“默许了媒体的炒作”。但是并不仅仅是思科改变了任正非和华为，只不过，这个事件适时地出现在华为向国际化迈进的关键时刻。

　　实际上，任正非一向的低调有两重注解：专注于通讯设备领域的华为，长年与国内运营商打交道，客户的性质决定华为直销为主的营销模式，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做PC、家电等终端消费品的联想、TCL、康佳等企业，品牌指向的不同决定了华为内敛的性格；另外，华为并不是一家无时无刻必须接受投资者拷问的上市公司。

　　而任正非并不是一个内敛的人，熟知的人说，任言谈直抒胸意，为性情中人，他可以为最小的客户竭尽全力，但不会为好事的媒体费一点口舌。

　　但是事情正在发生微妙的改变，2004年，华为走到一个关节点上：年内成功实行公司分拆的华为，在剥离了“华为移动”、“华为投资”等多家公司后，厘清股权结构的“华为技术”也许将很快成为华为第一个上市的公司奔赴海外资本市场；另外，随着市场以及产品结构的拓展，公司的品牌指向正在发生变化，海外市场的份额将在年内突破公司收入30%，达到40%，而去年已经达到28亿销售额的数据通信产品在未来的快速增长，以及正在大

　　肆招兵买马扩军中的移动终端业务也使华为的产品越来越接近海外陌生人群和终端消费人群。所有的变化都将决定华为公众策略的转变，而媒介将成为可为华为创造价值的平台——华为将会越来越开放。

　　法国最有影响的《费加罗报》和《回声报》等多家媒体近日以“华为的国际野心将变成现实？为题做长篇报道，华为以低于竞争对手20%的价格赢得了欧洲运营商的青睐，2004年华为将在欧洲市场实现了l亿美元的销售额，其中25%是由于与法国第二大固定网络运营商neuf电讯公司的合作所获得。

　　华为正在越来越被定义为世界的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