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登峰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物质利益的过分追求，对精神层面追求的淡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已经统治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理，上升为某些领域和人群的普遍社会心理。

　　“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居住环境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从工资几百元增加到几千元的中国人，比过去更满足了么？”他分析说，在收入100元的时候，人的需求也很少；在收入升至1000元甚至几千元时，从心理学上讲，人们的欲望迅速膨胀。而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增加能够带给人们的物质满足是非常有限的。“许多国家的人们都在这个工业化的过程中，心灵经受了更多的挫折。”

　　王登峰说，市场经济把人们推向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下，人们普遍感到“自己成了商品”。而在追求自我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人们经历了太多心灵上的折磨与煎熬，造成了群体性心理失衡

　　美国的尤韦·吉伦教授认为，中国现在与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很相似，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转型期的社会、经济乃至个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焦躁”的社会心理相结合，必然导致众多的社会矛盾。

　　令王登峰教授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在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下，“中国的教育没有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他说，社会竞争增强，教育已经一天天变成让小孩子记住东西，忽视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社会化训练。于是一代代大学生、高中生更多地考虑怎么让自己过得开心、过得舒服。在面对困难、面对压力的时候，许多人出现了反常行为，于是有了马加爵报复校园的极端例子。

　　农民的情况也类似，如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工业化更多是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农民在其中付出的多、获得的少。例如，中国山西以煤矿资源丰富著称，而冒着生命危险在煤窑里工作的挖煤农民每个月只有500元收入，面对着来自城市的巨额利益获得者，他们不可避免地心理失衡。

　　这次大会上，来自中国、美国、德国、墨西哥等国的心理学家呼吁，心理学家应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

　　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坦言，目前大部分国家尚未充分发挥甚至低估心理学的作用，很多心理学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尚未被政府采纳。中国心理学博士陆昌勤说，中国政府一些部门已开始在政策制定中听取心理学家的意见。目前，心理学在听证会和民意调查中已有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