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在部分高校中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占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5％的自主招生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希望这一招生革新举措能开启高校自主之路，从而“有利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但是，自主招生两年来，却多有抱怨叫苦的烦恼之声。（《北京青年报》8月11日）

　　一方面，自 主招生在一些学校一定程度上变成了“降低20分录取”，“很难说就招到了真正的人才”。一些考生参加自主选拔考试，目的也仅是为高考上“双保险”。另一方面，由于报考自主招生的人数众多，“从命题到组织考试、评判，成本实在太高”，同时托人情、找关系的又格外得多，“给学校正常的招生带来了干扰。”面对烦恼局面，一些尚未进入试点名单的高校心有余悸，一位校长因此表示，“不打算申请进行自主选拔录取试点”，“担心带来的烦恼可能会大于实际意义”。

　　本来，自主就是自我权利，作为学校，在招生上更多地自己做主，是教育权落实的表现，应求之不得才对，缘何倒成了烦恼呢？笔者以为，这一看似反常的现象，反映出高等教育体制中学校与政府管理者之间职能错位、权责关系不清的内在矛盾。

　　在刚刚结束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不少国内大学校长们纷纷喊累，抱怨自己“什么都要管”“分散了很多精力”。显然，校长们要管的许多事情，本来是社会、政府的应尽之责，由学校来操心，只能越管越乱。另一方面，包括招生这类高校分内事，却反而由政府主导。职能扭曲、权责混淆的体制格局下，高校岂能避开烦恼？

　　制度经济学上有一个科斯定理，它指出，产权界定的越清楚，交易的成本才能越低，从而获得高的交易效率。其实，这里所谓的产权并不限于财产权利，而是泛指一切法律权利。也就是说，在社会中无论个人还是组织，只有当其权利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责任被界定清晰了，社会交往（交易）活动才能实现低成本、高效益。而这种权责关系又是由制度来规定的，因此要使社会行为的效益最大化，就需要创造能带来最优化权责划分的制度。具体到高校招生上，就是要改变目前政府和高校之间责权利不清的含混体制，澄清各自在权责上的界限，才能化解烦恼。

　　有关专家建议通过“限制（自主招生）权力”来应对高校的招生难题，我对这个思路不以为然。高校自主招生中的烦恼，终究不过是“成长的烦恼”，除了用成长本身来解决外，别无他途。加强“管制”的老套，除了让烦恼没完没了外，不会有其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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