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农科院领导强调，把这几个人的自杀，与科技人员生存状况联系在一起，“没有代表性”。事实上，农科院这些年一直很关心科技人员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也有受访者向记者指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知识分子生存能力不强，面子太薄，心理和精神上普遍比较脆弱，是他们陷入困境的主观原因。

　　另 一些人认为，把基础科学研究全面推向市场，加上科研机制有一些问题，客观上增加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压力，使他们中的意志薄弱者一时感到难以适应。

　　因此，即便自杀是“偶然”和“个人”原因，还是应该加强对知识分子生存环境的关注，这是记者在调查自杀事件时，得出的一个“自杀之外”的结论。

　　断裂的科研链

　　成立于1901年的湖南农科院，是全国最早建立的省属农业科研机构之一。1976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这里使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三系杂交水稻的商品化，这对中国在20多年里增产3000多亿斤粮食有帮助。

　　中国农学会原副会长、在湖南农科院工作了41年的老院长钱仁研究员认为，造成湖南农业科研人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体制问题。

　　本世纪初，科技部要求农业科研单位改革，把农业科研单位推向市场。然而，虽然湖南省农科院在上世纪末有段时间曾做得不错，但总体而言，农业科研单位想要单纯从市场获得回报来养活自己并发展基础研究，难度极大。

　　湖南省农科院存在和全国省级农科院相同的问题。它与国家农科院及地市农科院体制上分割，各自独立。这种研究单位的重复设置，不但造成资源浪费，而且，使大家在争取科研项目和经费方面成为了竞争对手。

　　在中国，科研经费的审批和发放由非科研单位决定，缺少科学监督机制和问责制，导致有限的科研经费常常被浪费。在急功近利思想下，大量科研资金被集中在某些“重点课题”上，却忽略了农业科研是个庞大的研究体系，出成果和成果转化的周期非常慢的事实。

　　湖南农科院是个不完整的种植业科学院。本来，区域经济研究中，讲究全面发展、综合配套，否则，研究成果就会大打折扣。农业应该包括农林牧副渔，有的省叫“农林科学院”，研究的是“大农业”。上世纪70年代后期，湖南省将棉花研究所、蚕桑研究所、畜牧研究所3个原属农科院的研究所划给了农业厅主管。

　　体制的缺陷导致了科研链的中断，比如说畜牧业的研究要研究饲料，而饲料的研究必然涉及种植业。湖南农科院研究种植业中涉及畜牧业时只能求助外边的研究所，既增加了科研难度也增加了成本。

　　项目与经费绷紧了弦

　　湖南农科院是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科研人员一直存在经费压力。但全省18个省级农业研究所中，农业厅主管的5个是全额拨款，而农科院的13个是差额拨款。

　　据现任院领导介绍，省财政对湖南省农科院的事业费在逐年增加，1999年只有2956万元，2004年已增加到5153万元。但是，光基本工资这一块，每年的缺口就达一半以上。

　　差额拨款意味着基本工资的一部分需要自想办法。但院里的管理干部包括司机是拿全额工资，而科研人员只能靠自己找科研经费养活自己。搞不到经费，科研人员就拿不到全额工资，甚至面临下岗。

　　但科研人员在全院所占的比率很小。全院在册职工2889人，其中行政后勤人员有450多人，在职处级干部131人，离退休人员1183人，工人859人，第一线的科研人员只有400来人。

　　而这400来人就成了院里的“摇钱树”，摇来了科研经费就是功臣，否则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植保所研究员黄河清说，他在昆虫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解决了南方甘蔗和黄土高原多年未解决的“粟飞螟”虫害问题，因此，他在2001年被评为研究员。课题结束了，他又要重新找经费。好不容易到省计委要了一个项目，结果被当时的一位院领导挤掉了；到科委要了一个项目，结果另一个院领导又要亲自搞。

　　2002年，55岁的黄河清是植保所在职的惟一研究员，因为搞不到项目和经费，所里动员他内退。“正研究员工资很高，大大超过平均数，而人头经费就那么一点点。赚不到钱还要影响别人的工资，我也于心不安。”他说。

　　黄河清介绍，科研经费的10%可以直接奖给拿到项目的个人，另外10%可以凭票报销作为“公关经费”，所里还要提10%-15%的管理费。剩下的还要包课题组的岗位津贴和奖金。真正用于科研的“有20%就很不错了”。

　　水稻所詹庆才副研究员说，他拿到的一个国家课题1年只有3万元。课题组5个人，因为经费压力，奖金实际是从科研经费里变相发出来的，真正用于科研的费用很少。光买一瓶100克的琼脂糖药品，就要花掉1000多元。实验次数不够，严重影响数据的准确性。

　　科研单位的“形象工程”

　　在接受采访的数十名干部职工中，大部分人把农科院的滑坡归咎于前任领导的好大喜功和盲目投资项目，折腾尽了农科院本来就不殷实的家底。

　　如土肥所首先办了个复合肥厂，盈利可观。但上世纪90年代初办了农科院没有知识产权的外行项目如挂毯厂和水稻秧盘厂，第二年就赔得精光，第三年就导致全所发不出工资。

　　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所从绥宁县引进“人才”搞开发，制造“薯粉机械”，结果贷款几百万元，亏损约200万。负责的副所长袁某也因腐败而被判刑。

　　农产品加工所书记兼副所长何建新说，特种所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曾任汉寿县委书记的原院长左连生从汉寿引进了一名“甲鱼养殖专家”陈某担任所长，但后来一直亏损。到“隆平高科”成立时，已亏损近千万元。

　　一方面严重亏损，另一方面农科院却大兴土木。从1995年到2002年，房屋基建投资达1.69亿元。农科院的面貌焕然一新，6位院领导在办公楼前每人栽了一棵桂花树，树名中都有领导的名字。如“连桂”(左连生)、“榕桂”(田际榕)。

　　但是，直到2004年，装饰着半圆高档幕墙玻璃、屋顶为钢网架和彩色BPH钢板的科技交流中心尚未决算。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占地20000平方米、已经花费近2000万元的庞然大物被杂草包围。空荡荡的大厅里只有几张乒乓球桌、棋牌桌和球架。侧门几十米宽的玻璃内能看到晾晒的衣裤。

　　袁隆平院士专心于杂交水稻研究，只是湖南农科院的“名誉院长”，不干涉院里具体的行政事务。但因袁老名气大，院里什么都借他的招牌。“隆平科技学院”就是1999年上演的一幕“闹剧”。

　　这所学院是农科院与深圳大学吴某合办的一所民办大学，承诺发文凭、推荐工作。但实际上是个自学考试助学班，每次招生只有100来人。加上所开专业与农业无关，老师只能从外面聘请。

　　3年下来，亏损严重。到2003年，院里研究决定停止招生，合作方把带来的旧电脑和课桌之类折算现金，拿走了200多万元现金，剩下的“固定资产”目前租给了“开智培训学校”假期培训少儿。

　　受争议的“隆平高科”

　　农科院的不少职工认为，“隆平高科” 给湖南农科院带来的多是虚名，而不是实惠。

　　1999年，“隆平高科”成立，农科院创收效益好的所或所里的能创收的部室和开发人员，都去了“隆平高科”，剩下的科研机构在市场中几乎没有创收能力。

　　2000年，“隆平高科”上市后，融资近6.94亿元，但已违背成立的初衷，资金大部分用到搞房地产开发和收购全国种子公司，很多不是为了推动农业科研。

　　因为是公司化运作，从农科院出去的干部都拿着高薪，每个部门经理可以享受公司10万元的贴息购车贷款和几万元一年的车补，但公司的普通员工的待遇仍然参照农科院的档案工资。“隆平高科”的一位员工说，自己当时到上市公司来还走了后门，没想到效益越来越差，自己想回农科院。

　　管理上，隆平高科名义上是上市公司，但沿袭的仍是计划经济的体制。首先，人事档案仍在农科院，其次，从管理层到普通员工，仍是沿袭在农科院的工作对号入座，如董事长是农科院原领导，分公司经理都是农科院的原处长、所长。

　　根据泰阳证券的年报，2001年和2002年，农科院分红约700多万元。2003年的分红数字院方拒绝提供。但坊间一致认为除了袁隆平院士领导的杂交水稻和另外一个蔬菜种子项目，其余原农科院的部门大部分是亏损的。

　　由于急于扭转经营局面，“隆平高科”大量投资其他行业，包括炒股。在泰阳证券公布的2002年报中提到：“2001年公司证券投资收益2020.98万元,2002年证券投资收益120.48万元,减少收益1900.50万元。控股子公司世兴科技创业投资公司亏损1231.20万元。”

　　关于湖南农科院存在的问题，72岁的付寿庭说，他在1995年就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直接找当时的院长反映过，没想到愈演愈烈。后来他和一批老同志一直在署名举报，但并没引起上面的注意。《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曹怀宇／湖南长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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