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宏观调控已经取得成效，但刺激经济过热的一些因素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还需要加强宏观调控。”日前，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应杭州市政府邀请，就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作了《认清形势、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的专题讲座.吴晓灵还指出，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方向将不同于西方，除了央行要严控基准利率之 外，还将控制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目前有关加息的讨论很多，但吴晓灵在讲话中暗示，央行有可能会下调存款利率。

　　宏观调控还需加强

　　吴晓灵认为，从目前金融形势看，固定资产和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势头已得到遏制，宏观调控已取得明显成效。

　　她用了一组数据来证实这个观点：今年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8％，增幅比前4个月回落了8个百分点；钢铁投资增幅回落22.5个百分点，钢材价格回落了18.6％；粮食产量实现10年来首度增产，5月份，粮食价格环比下降0.5％，是去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环比下降；进出口总额实现增长37.1％，贸易逆差有所减少，5月份还实现了顺差，财政收入稳定增加。

　　她同时指出，目前我们还面临两大突出问题，一是投资规模偏大，二是煤、电、油、运紧张趋势虽然有所缓解，但还没有根本解决。因此宏观调控的成效还不容乐观，“我们还要加强宏观调控”。

　　五大因素引发投资过热

　　吴晓灵分析指出，刺激本轮经济上涨和引发固定资产投资与部分行业过热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五点：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力量的积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有经济比重有所下降，但实力在增强，而民营经济的力量也在迅速提高。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投资比重，已经从1985年的34％提高到2002年的56％。2003年，单是四川这样一个中部省区（还不是像浙江这样一个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2003年民营经济的投资就达到28.4％，贡献率在78.1％，并带动投资增长15.5％多。民营经济在投资方面对这一轮经济上涨起到了很大作用。

　　第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我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比重正稳步提高，像现在城镇人口涨了9倍多，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种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步伐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第三，入世后，世界经济的复苏也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世界经济的复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更大的影响。

　　第四，政府主导型的增长。吴晓灵着重指出，本轮经济出现过热，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主导投资推动的结果。她认为这里面除了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与国债项目的投资推动之外，也有换届政府为了尽快达到小康水平，加大对城建、基建等投资的结果。“当然也有不太合适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也促进了投资的增长”。

　　据报道，著名的江苏铁本事件，就是一起民营企业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之下，不断加大投资、违法圈地、违规报批的典型事件。铁本公司最初只计划年产200万吨，投资23.8亿元，占地也只有2000多亩(实际为1500多亩)，后来在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一再鼓动、劝说、利诱，甚至施压和请求下，投资规模一步一步膨胀，到最后计划年产840万吨，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达到6500多亩，甚至强行圈占了上千亩基本农田。

　　吴晓灵间接批评了一些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她说：“许多民营投资，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有了政府背景的支持而得到增强的。”

　　吴晓灵还认为低利率资金是导致投资快速增长的第五大原因。“廉价的资金、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廉价的资源，促使投资能得到较高的回报”，因而也推动了各项投资的快速增长，并导致了经济的过热。吴晓灵罕见地接连用了四个“廉价”来描述促使过热的原因，也为后面提出下一步宏观调控方式埋下了伏笔。

　　如何判断经济是否过热？

　　吴晓灵在开讲之前，讲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中央银行的政策，需要得到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经济到底是否过热，目前有各种争论。吴晓灵表示坚持主流的观点，认为经济是有点过热了。她进一步指出，经济“热”与“不热”，不能看数字，就像我国中西部，原来的基数比较低，稍微一加大投资，很可能投资比率是高的。“百分比固然是衡量热与不热的一个方面，但不是本质的。”吴晓灵竭力保持平和的语气，“我们国家以前也有过两位数的增长。如果我们的资源能够承受，能够支持这个速度，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但（现在）恰恰是资源难以承受这样的速度。”

　　她分析指出，像现在到处拉闸限电，反映出我们的电力能源很紧缺，尽管我国煤炭资源较多，但我们的工业产出耗能很高，现在过多过快的消耗煤炭，“其实我们就透支了子孙的资源”。水力资源尽管丰富，也只有世界水平的1/4，与增长的能源需求相比，还很不足。土地资源相对于我们十多亿的人口，也很稀少。她进而认为，水和土地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

　　一方面是现有资源无力承担这么快的投资与速度，另一方面是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各界对本轮调控思想上不容易统一。以往几次宏观调控，主要特点是投资和消费都过热，但这一次的过热，城市里该消费的早已消费，没钱的人不能花，中等收入的人因为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也不敢花，而广大农民的收入还很低，这样就出现了“消费相对较冷而投资相对较热”的局面。吴晓灵表示，通货紧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货币方面的原因，而是消费力的问题，内需不足的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也因此，社会各界对宏观调控一时难以取得共识。

　　今后调控的重点为土地和资金

　　吴晓灵指出，就资源约束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今后宏观调控的目标将是控制总量和调整结构，调控的重点将是土地和资金，此外还有资源。而调控的手段将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

　　她认为，从去年七八月份开始调控到现在不过3个季度，宏观调控之所以能取得明显成效，除了中央银行用了经济调控手段，真正见效的还是在行政调控方面。

　　由于土地是企业扩张投资的首要因素，企业没土地，就没法上项目。所以这次调控，从清理土地开始，对抑制投资扩张起到了很大作用，新增投资项目的下降与项目清理也有很大的关系。而在信贷资金方面，央行在收缩头寸（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缩减银行贷款规模）后，5月份又和银监会做了窗口指导以及一些行政性措施，也对抑制过热起到了作用。

　　吴晓灵表示，在目前我们市场经济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这种行政措施有利于弥补调控政策的一些不足，但也容易产生一些副作用，给一些项目带来损失，并使一些价格信号产生一定扭曲。

　　她因此建议，应该把行政措施中一些对市场经济发展长期有利的方面法制化，使大家对未来建立起一种合理而稳定的预期，减少震荡，同时用经济手段，使大家在经济利益的预期下，对国家的宏观调控作出反应。

　　温家宝总理曾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最犯不起错误的，就是土地。”吴晓灵认为从法律手段讲，首先要严肃土地法和土地使用的规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一学者曾指出，长期而言，从土地的投入产出比来看，长三角、珠三角的耕地用来搞工厂肯定比种田收益更高，他因此预言这些地方的耕地未来肯定会消失。但吴晓灵等中央官员显然不这么看。“东部土地是高产地，而西部土地的产出，跟东部比差距非常大。”吴晓灵分析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满足我们的粮食需求。我们少量的进口，就会引起世界粮食价格的波动，而小国家就会支付不起。”她认为那会使中国在国际上陷入被动。

　　她说，我国中西部在耕地上没有优势，但在能源上有优势。所以从保护国家土地资源上来讲，通过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逼高东部地区的地价，迫使企业考虑成本与收益之后，资金向中西部转移，“这应该是宏观调控的一个趋势”。

　　土地调控的第二个手段是要改变土地管理办法，尽早开征物业税。物业税，又称“财产税”或“地产税”，主要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所有者或承租人每年都缴付一定税款，税额随房产的升值而提高。

　　自去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之后，广东在今年年初宣布可能试点，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去年底的一次讲话中，也对物业税寄予了很高期望。

　　吴晓灵认为，土地拍卖的方式虽然可以保证公开性，但也是地方政府倾向于在短期内多卖地，从而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果开征这个税种，就可以促使地方政府着力改善环境，保证地方政府从土地增值中获得稳定的税收，减轻地方政府变相举债行为，从而有效地利用资源。此外，还可以逼高地价，迫使投资主体根据投资成本和收益，到便宜的中西部去投资。

　　在信贷资金方面，吴晓灵认为利率不可能永远都那么低，银行和企业应该顺应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有效配置资金的使用。

　　在能源方面，目前国内能源浪费比较厉害，今后，将会用价格手段实行差别定价，对高能耗的企业实行差别定价，对不同的产业实行不同的定价。

　　存款利率有可能下浮

　　有关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一直是近期的一个焦点。最近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1.25％，引发国内诸多猜测，有学者认为人民币利率应该跟着上调。但吴晓灵否定了上述看法。

　　她指出，由于我国还是个经济转型国家，金融机构受市场约束还不是很强，因而利率市场化目标也将有别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人民银行将除了控制基准利率之外，还将控制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

　　她具体阐述了中央银行从去年到现在以来，为利率市场化所作的一些制度建设，包括改善银行计息方法，允许商业银行从今年元旦起，可以主动跟企业协议确定贷款利率；放开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允许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可以最高上浮70％，信用社可以上浮100％，将来还将把银行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放到100％；建立再贷款浮息制度，约束商业银行对再贷款的运用，以此来反映央行对银根松紧的态度。

　　吴晓灵还谈到，中央银行还在着力推行存款利率下浮。目前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此有顾虑，认为在当前的负利率情况下，下调存款利率，可能给百姓的心理感觉不好，而即使规定下浮，银行可能也不太敢下浮存款利率。但吴晓灵认为，恰恰是在大家都认为不容易下浮的情况下，推出这项政策，对社会的冲击就小，否则，对社会的冲击就大。

　　去年12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向全国金融机构下发了一份关于“放开外币小额存款利率”的通知，宣布从即日起，各商业银行可按人民银行于2003年7月2日公布的利率标准为上限，自主确定美元、日元、欧元、港币、英镑、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七个币种的外币小额存款利率。此举被认为是央行推进利率市场化的一个重要举措，随后各家商业银行相继下调了港币存款利率。

　　吴晓灵说：“制度化建设应当适当超前。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将扩大，目前外币存款利率已经实行上限管理，而存款利率也将实行上限管理。”

　　停贷不要搞一刀切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2004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向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发展“过热”行业发出风险预警。但目前有的银行对电力、钢材、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项目都停止贷款了，吴晓灵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十分稳妥，不能搞一刀切。

　　对一些目前看来风险较大的行业，也要分析具体项目。吴晓灵指出，银行应该将信贷政策和国家的产业政策相配合协调，细分客户，对国家明令禁止的项目或者不符合环保规定的项目，银行也应该设置相应的信贷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