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著名的摇滚歌手；周国平，著名的哲学家。崔健的音乐，周国平的文字都是人们所熟悉的，然而这两个人坐到一起进行思想对话却是非同寻常的。
广西师大出版社新近将其二人的对话录出版成书为《自由风格》，让动感的摇滚和沉思的哲学在一起交流碰撞。该书是崔健认可和参加写作的第一部文字作品，他在其
中表述了对于音乐、艺术、人生、社会等领域的广泛问题的见解。本版内容摘自该书。
小时候特幸福
周：你小时候一直住在军队大院吗？
崔：对，生在军队小院，长在军队大院。我爸那时是空军军乐队的，现在那地方在三里屯，工体那一带。
周：你最早的记忆能回忆到什么时候？我能记起4岁的事，往前就记不清了。
崔：我也是。
周：我记得小时候上幼儿园，4岁时考试，如果考好了，就能上小学。老师和我妈妈都站在我旁边，我拿起笔在考卷上面乱涂，涂满了就交给老师了，结果留级了，幼儿园多上了一年，所以5岁才上小学。那时候上学没有年龄限制。我自以为这个记忆很清晰，当然也可能是很早的时候听父母说过这件事，我误以为是自己的记忆了。这已经无法判断了。
周：你霸道吗？
崔：有的人说我霸道，有的人说我不霸道。都是相对而言，主要是看是在什么情况下。但我基本上不说粗话。我小学时候主要跟大孩子玩儿，可能跟小孩子玩儿时他们自然就要听我的。
周：你小时候野不野？
崔：院儿里的小孩野能野到哪儿去？也打架，打群架。打完架不跟家里说。
崔：还有小时候觉得特幸福。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特高兴。老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受苦，自己没挨过饿，没吃过食堂。
周：你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小时候特幸福？
崔：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特幸福，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点儿都不夸张，玩儿，不光是觉得外国的小孩没我们幸福，农村的小孩也没我们幸福。我们都是院儿里的，我爸是军人，我妈是中央的，中央歌舞团嘛。
周：你在学校里成绩好不好？
崔：小时候好多个双百。那时候学习成绩特别好，老师特别喜欢我。
周：小时候是不是对语文有兴趣？
崔：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喜欢练字。现在我爸也还说我的字好看。我刚学吹号的时候，我爸去开家长会，语文老师跟我爸说，别让我练号，应该在文学上发展。
周：你作文写得好？
崔：也不是很好，我自己看不出，有错别字，大概是结构好。
周：你爸爸对你的影响大吗？
崔：我爸从来没有压制过我。我妈也没有。在我待业的时候他还老劝我别着急。
周：很多男孩一长大，第一个要反叛的人就是他父亲。你有没有这样？
崔：特别小的时候有过。
周：我看到过一个说法，说在你小时候，你头发长了，你父亲让你去理发，你总不爱去，后来说多了，你干脆去剃了个秃瓢儿回来了，表示抗议。
崔：没那么严重，夸大了。是剃了秃瓢儿，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说我头发长，这是家常便饭。说多了才剃，但主要不是因为这个。
周：你中学时自己写什么东西吗？
崔：写三句半。但表演时我说第二句，说最后一句的那人是特逗的一个人，我不是。
周：这和你现在的说唱倒好像有一种连贯性。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周：你是怎么从吹小号转而喜欢上摇滚的？
崔：一开始是喜欢上吉他，乡村味的那种音乐，我觉得那种音乐的魅力真是太大了。我看过一个电影《卡桑德拉大桥》，火车上有个人用口琴吹Blues，乡村味的那种，太好听了。然后我就写了第一首歌，叫《我心爱的吉他》，也是乡村味的那种，特别朴实的。
周：那是什么时候？
崔：可能就是二十一二岁吧，刚刚弹琴的时候就写了一首歌，实际上有点模仿电影里的那首歌。
周：那是你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
崔：对。
周：那个东西留下来了吗？
崔：没录音。早忘了，词都找不着了。
周：在那个以后，在摇滚以前，还写过什么没有？
崔：有过一些。其实《最后的抱怨》也是一首老歌。
周：你那个《不是我不明白》是什么时候写的？
崔：那是1985年。
周：哦，1985年，这么早。你那时候跟摇滚乐就有接触了吧。
崔：1984年就接触了。那时候听得多了。
周：那时候听过说唱吗？
崔：听过，太喜欢了。
周：开始听是什么感觉？也就是说一说当时你为什么这么喜欢。
崔：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创作上比较自由，跟个人的关系比较近，觉得一下子把自己与音乐的关系拉近了。
周：你的创作欲好像就是被摇滚激发起来的，那段时间写了不少歌，《一无所有》也很快就出来了。
崔：好像是在1985年的年底，参加了一个活动，一个流行歌曲的大赛，就在东方歌舞团的一个排练厅里边，坐了包括王昆、李双江等当时音乐方面的红人组成的评委。当时我们有刘元、王迪、黄小茂、我四个人。我们拿了一个鼓机，一个音箱，一个效果器，是朋友做的效果器。我拿出了两首歌，一首是《不是我不明白》，还有一首是《最后的抱怨》，后面一首是非常非常压抑、非常非常蓝调的，跟后来的版本不太一样，但是我现在演出尽量争取回复到老的版本。当时唱了这两首歌，连复赛都没有进入，但给他们留了很深的印象，把他们吓了一跳，流行歌曲怎么会是这样的。所以，几个月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去参加那次世界和平年的演出，那个时候就写了《一无所有》。
周：就是工人体育馆的那一次，是他们让你去的？
崔：百名歌星演唱会，为世界和平年搞的。当时郭峰写了一首歌《让世界充满爱》，那首歌要求的是大规模的合唱，全国各地请一百名歌星，像蔡国庆、孙国庆、李玲玉、杭天琪，多了，其实当时什么也不是，现在都成了大腕，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其中又选二十多个独唱歌手，要在合唱之前组台，我问是不是都应该自己写歌，回答说当然自己写的更好了，我就自己写了一个，就是《一无所有》。
周：是为这次会写的？
崔：就是为这个会写的，在演出前写的。当时排练的乐队是最棒的阵容了，张勇弹吉他，梁和平弹键盘，程进打鼓，完了王迪、刘元也都去了，就是和我们一起演唱，伴唱，拿着吉他，刘元吹唢呐。
周：1986年5月10日那一天已经成为传奇了，中国摇滚乐的历史就从那天你踏上舞台的一刻算起。我看了一些版本的叙述，甚至你那天穿的衣服也已经众说纷纭，有说是旧军装，有说是普通褂子，还有说是大清帝国时期的长褂，共同的是你穿得很朴素，两只裤脚一高一低，与别的歌星的华丽服装形成了鲜明对照。你那天到底是穿什么衣服？
崔：从来没穿过大褂，那天穿的就是农村的大马褂，对襟。是王迪他爸的。冬天套棉袄的，夏天就显得特长。
周：你好像对演出时的服装不太在乎。
崔：我们就是顺其自然，想穿什么就穿什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最长久的。中间不换装，换装讨厌，我看人家换装就觉得恶心。
周：你没有专门的演出装？
崔：没有，从来没有。讨厌这事，看见自己有演出装就烦。演出时想到自己要去换一身特不一样的衣服，挺讨厌的。这玩艺儿可能也是岁数到了，这都是年轻人玩儿的事，年轻人玩儿一点不做作，很自然。让我也去玩儿就太恶心。
周：这是一种自信。
崔：对。看他们那样，我觉得他们不自信，成天换。孩子们多变，孩子们喜欢穿个新鲜样儿，这可以理解。他们内心里并不自信。当然跟场合有关，有些大场合我们非常严肃，讲究灯光、场子，这完全是个制作概念。
周：我们回到那一天，我看报道，大家都承认你唱出第一句就把全场给震了。你自己那时候是什么心情？
崔：我当时唱那歌时就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了，其实也没想太多，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演出后我们走在大街上，看见有的小孩在学我们上台的动作，学我们舞台演出的动作，哈，我就知道他们喜欢，一帮小年轻的，其实他们看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谁。完了就回家了，特别安静，我喜欢晚睡觉，睡觉之前在大街上走，当时觉得有些压抑，是另外一种感觉，觉得太容易了，好像是被时代贿赂了。没过瘾，是这种感觉，没有淋漓尽致，可能是因为只唱一首歌的原因。唱郭峰《让世界充满爱》，也能感觉这首歌对我的情绪不适应，发现别人唱的都是比较实在的那种声音，我知道我跟他们不一样，反而唱得比较虚，唱得特别虚。
周：你现在再唱《一无所有》，感觉和那时候很不一样吧。
崔：现在要唱那歌，就会在音乐上处理好，怎么样唱得舒服，比较音乐性，否则唱那歌一点兴趣都没有，那种激情都已经过了，我想冲动都不在那儿了，就是那种爱谁谁的感觉，那种情绪已经表达不出来了。完全让我投入的话，我就只能唱那些甚至我都没有想到的东西，我自己要选择一些题目，完了把自己做到忘我的时候，我就舒服了。你自己设计好一个东西，让你自己把自己震撼了，做激动了，汗出来了，然后高兴了，这就是你要找到的东西。
周：在那次演出会后，好像很快就出磁带了。
崔：马上就录音了，出了一个专辑，叫《百名歌星演唱精选》，第一、第三首是我的，第一首就是《一无所有》，第三首是《不是我不明白》，专辑的封面也是我的照片。出了这个带子，卖得特别好。那个版本的《一无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现在很难找到了，那个版本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很喜欢。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两首歌整个的录音费、稿费什么的，所有报酬是700元，当时觉得很多了。在这之后，我自己的专辑才有人预约，预约以后马上就开始，那时候歌很多，马上就能进棚了。那时候出专辑真是手到擒来的事，马上就能够录音，那时候我已经有十几首歌了。
女性魅力：健康的风骚
涂：记得有一次和崔健聊关于女人的问题……
崔：差点儿没吵起来，终于发现……
涂：终于发现崔健很固执，有些问题带有他自己非常强烈的观点。
崔：来自生活。
涂：是自己强调来自生活，我觉得是代表男人看女人的偏见。
周：他只能作为男人来看女人。
崔：代表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
周：对，只能代表自己。如果代表所有的男人来看所有的女人，就很虚假了。
涂：我肯定只能代表我自己，但是我的看法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崔：那是你碰到了好老公呀。
涂：那是相互的。人生来不是坏与好的问题，如果你好他就好，如果你坏他就更坏，一定是这样子。信任也是这样，一旦信任产生危机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然后你看他什么都不像，其实他明明非常诚实地告诉你这件事，但你变得彻底不相信了。
崔：信誉没有了。
涂：对，信誉没有了。因为你的不信任，他那时候又特别坦诚地告诉你这件事，他遭受的打击就更大。然后就是造成这样的恶性循环，怀疑他任何事都没有基础。
崔：阶段性的。感情有了相对的一个归宿，有了着落的时候，就是和没有着落的时候不一样。或者不可靠的一个对象接受你的感情，你怀疑一个女人，但同时你又必须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样。
周：实际上你对异性的那种判断，和你自己在异性那里的遭遇是分不开的。遭遇又是会变化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所以你的判断也会变。
崔：男人的感情方向是前后摆动，女人是上下浮动。这两个人正好是这时候一个上去，一个下去，就出问题了。男人有的时候想进入，有的时候想逃，女人就是情绪低落和高涨。这是《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这本书上写的。
周：我看女人现在左右摇摆的也越来越多了，比以前多多了。不愿意在一个位子上，她还是愿意有一个更大的空间。
涂：随着女人经济上的独立，她就越来越不依赖于男人，谁也不愿受人控制。
崔：你还是把男女关系看成了一种经济上的东西了。
周：现在有的女人非常独立，完全不是经济上的原因。
崔：我觉得这种东西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当你自己不想选择的时候，你的身体告诉你，不是说你想选谁就谁。爱情永远是被选择的，不是选择的。我看过一个法国电影，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一个男人已经受伤了，这时他以前的女朋友还是打了他，打了以后他就哭了，他说你冤枉我，实际上我爱一个人不是我想爱就爱的，你爱我没办法，我不爱她也没办法，爱情不是我能选择的。
周：是爱情选择了他。
涂：那个女人能接受吗？如果那个女人觉得这不是爱情，问题就复杂了。对你来讲爱情是不可以选择的，对她来讲爱情也是不可以选择的。
崔：如果能把理性溶进爱情里的话，这需要双方的宽容，就是在男人想摆脱的时候，男人经常有摆脱心态，女人要理解。但女人在上下浮动的时候，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男人也应该理解。实际上两种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大家在一起生活，要付出共同的努力，特别的和谐只是阶段性的。
崔：但是说一千道一万，爱情大部分是年轻人追求的事。到老了，当你以为你真正明白的时候，你是否还有勇气继续追求它。
涂：我看梁实秋七十多岁时候的爱情一点也不逊于年轻人。
周：我觉得有点做作。那时候他需要这种感觉，所以他拼命地往这种感觉上面靠。他这种年龄写少年人那种风格的信，我觉得是可笑的。
涂：你觉得不真实吗？
周：不真实。他很多地方是用文字在欺骗自己，自己得到一种陶醉。我那时看了个开头，就看不下去了。他就是感情真，也不应该用这种表达方式。你看他写文章多理性啊，他以前的散文都是很理性的，他是很明白事理的人。
涂：但这是感情啊。把感情看成年轻人才拥有，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周：感情当然不只是年轻人才拥有的，不过方式肯定不一样。
崔：我觉得大家都说初恋是最美的，实际上不是的，也许黄昏恋也是初恋，每次都不一样。譬如毕加索，他最后跟小女孩结婚的时候也一样疯狂，那女孩才19岁，他一样把自己当成20岁的小男孩，非常投入。你自己看一个女孩的时候，就是自己在照镜子，你就觉得你跟她一样，就是这种感觉。
周：对，疯狂不受年龄限制，真正在恋爱的人不分年龄都是年轻的。我受不了的是那种文字，何况收信的人也四十好几了。毕加索就不会写这样的信。我觉得女人的年龄是重要的，除了很少的例外，能够让不管什么年龄的男人都疯狂的必是年轻的女子，那样才会有一种自然的挑逗力量，否则的话，往往就是比较理性的关系。我不是说这种关系一定不美好，但肯定是比较理性的。
崔：我发现我总是接触22－27岁之间的女孩，也许是觉得这个年龄是又成熟又前途无量的，有些女孩再大一点儿，她们就慌了，没有信心了，这个东西是女人总要想的问题，实际上男人不一定在乎她的年龄。
涂：不在乎她的年龄，可是你自己说只喜欢22－27岁这种年龄的女人。
崔：如果女人不是浑身散发着那种健康的风骚，而是颓废的风骚，就不对了。但是到30岁以后，她自己就会失去自信。这就是女性要解决的问题。
涂：你把所谓女性要解决的问题描述一下。
崔：就是不自信，30岁以后的女人没有自己真正爱的男人，她就觉得自己嫁不出去了，没有孩子，没有着落，父母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包括男人对女人生理上的排斥，自己就不自信了。男人到40岁的时候还可以重新开始，而女人到30岁的时候就不太容易了。不是说我看到所有女人都这样，有些女性真是有信心做事，这种朝气在职业上在很多地方都能体现出来。很多年轻小伙子崇拜成熟女性，他能看到这种朝气，总是在寻找这个，也许我们没有找到，也许我们的行业跟人家不一样。
涂：我还发现很多搞摇滚的人是跟外国的女孩，我看到很多，这是一种时髦，还是因为外国女孩能理解他？
崔：也许是能理解，摇滚音乐来自西方，西方人是愿意接受这种信息的一个圈子。但也有很多人感觉不合适，生理上不合适。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相对于中国女人与外国男人之间的性关系，中国男人与外国女人之间的性关系是平等的。但是，我觉得到最后来说，实际上都是个人的，不管西方和东方，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人种差异。
(注：涂为崔健与周国平的朋友涂玉艳女士。)
责任编辑：孙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