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南方周末》（7月15日出版）刊登的一篇报道《让小姐告诉小姐》中说，当性传播成为艾滋病蔓延的主要途径时，对性工作者这一传播链条关节点的干预，就成为不得不面对的任务。目前，一项名为“小姐同伴教育”的防艾探索正在云南和四川两地推行。

　　小姐同伴教育就是培养性工作者中的骨干人员，由她 们对同伴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我看过《让小姐告诉小姐》这篇报道得到的最大信息则是，小姐同伴教育无非培训小姐群体的部分人员由她们说服教育其他性工作者在性交易中要使用安全套，但教育内容并不包括拒绝从事性交易这一违反社会道德甚至违法犯罪活动的内容。

　　我国古代，卖淫是合法的。据意大利旅游家马可波罗说，他来到中国的那个时代，北京有二万名妓女。满清被推翻后的民国初年，娼妓业比清朝时还发达，最盛时的1917年，仅北京一地注册妓院就有391家，妓女为三万五千人，私娼不下七万人。据1946年上海市警察局有关资料记载，全市娼妓有十多种名目，卖淫妇女约十万之众。而1949年10月1日后不到8周的时间里，国家就查封224所妓院，拘捕了1286名妓女和424个妓院老板、皮条客。上海在1949-1955年间，逮捕了5333名妓女。当时的行动是以治安和思想改造理由进行的，妓女们被集中起来学习改造。然而，卖淫现象在上世纪八十代死灰复燃，并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据专家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商业化性工作从业人员约为几百万人。

　　卖淫嫖娼为我国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所不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其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也规定，组织他人卖淫或者强迫他人卖淫的，构成组织卖淫罪，最高处罚甚至死刑，北京、杭州等地曾有过因组织卖淫而被判死刑的案例。

　　但是，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卖淫嫖娼现象非但没有禁绝而且继续呈现恶化之势，为何？关键还在于，在一些地方，承担扫黄职责的一些执法部门限于创收等地方利益驱动，徇私枉法，敷衍塞责，以至将扫黄异化为“执法经济”的增长点。比如，《南方周末》发表的《让小姐告诉小姐》中所说，一个承担小姐同伴教育工作人员在不长的时间内，她接触了180个人左右，大约占整个保山市隆阳区街边性工作者的一半，可承担扫黄的有关执法部门到底在做什么？这还让人想到，去年“9·18”前夕在珠海发生的日本大规模买春团事件，一夜之间，在一家宾馆竟然聚集了300多名“性工作者”卖淫。

　　如今，无数有异姓陪侍的娱乐场所事实上已演化成色情服务的藏污纳垢之地，这从安全套项目要到这些场所推广也印证了这一点。有报道说，中国现存艾滋病毒感染者八十多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六，在亚洲居第二位。如果不加控制，若干年后会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然而，正如“卖淫人员”到了某些人那里就成为“性工作者”一样。以推广安全套为主要内容的小姐同伴教育，如果不是建立在严格查禁的基础上，则意味着是对性交易的变相肯定、纵容甚至支持，而以此来防止艾滋病及其它性病的蔓延，无疑于掩耳盗铃之举。因此说，国家有关部门还是从研究让可能多达几百万的“性工作者”洁身自好浪女回头金不换来防止性病的蔓延吧，而不是什么推广使用安全套。 (吴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