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月，摄影记者解海龙深入安徽采访希望工程，在众多的泥孩子中发现一双闪亮的“大眼睛”，拍下了《我要读书》这张极具感染力的照片，推出了全国希望工程形象代表———“大眼睛”姑娘苏明娟。13年过去了，苏明娟现在是安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近日，当有记者问到：从“大眼睛”问世到如今已13年了，这13 年来你最想说的是什么？苏明娟答到：我最想说，太累了，因为我也只是一个小女孩。（7月9日浙江在线）“大眼睛”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但细想一下，又在情理之中。

　　“大眼睛”的累从何来？当然不是再为缺钱上不起学而忧愁，也不是为生计而受苦受累，而是在公众过分关注的目光下，她失去了本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的生活”。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大眼睛”是希望工程最初的受益者，她接受了社会那么多的资助，那她的一切言行都应该符合社会的期望和要求，那么多人关心她、帮助她，她就应该向社会和好心人报恩，否则就是忘恩负义。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和压力下，但凡有记者采访，不管多忙多累，也不管人家问什么，怎么问，她都得认认真真地回答。但凡有公益活动需要参与，不管她愿不愿意，有没有兴趣，都必须积极参加。好多时候，有组织出面邀请她参加活动，事先连什么内容都不告诉她，她却连一个“不”字也不能说。她成了一个形象，一个标志，只能“公开”地活在人们的目光中，似乎每个人都有权知道甚至决定她的一切。去年，她曾主动提出“不再需要希望工程援助”，但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没有答应她的请求，仍在提供一些必需品，她自己用不了，剩下的都寄了给家乡的孩子们。当一个人连自己不想接受别人资助的权利都没有时，她还能拒绝什么呢？又敢拒绝什么呢？去年暑假，苏明娟和几个同学去了合肥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售楼小姐，赚了一点钱。许多人却提出了质疑，这是别人在利用她的名人效应赚钱。“大眼睛”本就是名人，除非她不去赚钱，除非别人认不出她，否则，她赚钱是不是利用了名人效应，是难以说得清道得明的。

　　一个连学也上不起的农村小女孩，因为一张照片，从此一夜成名，有学上，有人关心，无疑是幸运的。13年来，社会给予了苏明娟很多，她也为社会付出了很多。如今，小女孩长成了大姑娘，她也要恋爱，也要有自己的一片天空，她也是凡人，也想找份体面的工作，也想多赚点钱，只要不做有辱希望工程的事，她就应该有权利不受别人的“窥探”和干扰。作为一个成人，作为一个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苏明娟有权拒绝那些没完没了的采访，有权对那些本不必有她或她不想参加的活动说“不”，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爱好安排自己的生活。

　　从希望工程“形象大使”到十四大团中央委员，“大眼睛”一直渴望像弟弟那样平静地上学、生活，但过多的干扰使得她甚至对自己的家乡都产生了一份隔膜。解海龙如今也有些倦了，他曾希望一切因“大眼睛”考上大学而划上句号，让恢复平静生活的她“有她自己的快乐”。但事实却是，因为“大眼睛”的“自我行动”越来越多了，她的“曝光度”也越来越高了。从媒体时不时发布的一些照片中不难看出，好多时候，苏明娟的那双“大眼睛”中满含着无奈、迷茫与疲惫，这不由得想让人说一句：放过“大眼睛”吧！(易其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