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日前宣布，今年将对大学英语教学考试制度进行改革，今后将更加注重实际应用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的培养测试。据称，这一改革的目标，是要改变传统英语四、六级考试“以获得证书为目的，而不是以提高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为目的”的状况，更合理地培养和检验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

　　我赞同对现行的英语教学和考试制度进行改革，希望“哑巴英语”、“聋子英语”能早点成为历史。然而，笔者同时担心，如果英语考试制度改革不当，在四、六级考试中加大听力和写作能力内容、并将此作为大学英语学习成绩的主要衡量标准，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教育和社会不公。

　　从以往的情况看，将四、六级考试成绩与学位和毕业证书直接挂钩，是不少高校的通行做法。未来不太可能颠覆掉这一习惯做法，那么，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农村孩子上大学和未来就业的成本会进一步提高。

　　由于城市和农村两种生存群体，在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上先天的不平等，农村孩子在受教育上先天资源不足。与城市孩子自上幼儿园和小学时始，便与英语教学挂图、语音室和电脑打交道相比，农村孩子先天不足，他们往往一般要在初级中学阶级，才与abcd打交道。其间的差距可想而知。不同于其他牵涉到理解能力性质的知识掌握，英语语言能力乃至写作能力的提高，与其初始学习时的教学环境和所处年龄段都密切相关，而一旦在初始学习时没有打下基础，形成良好的发音与思维习惯，想在后来大学学习阶段改变这一状况，要付出多大的努力，那些农村出生的孩子自有深切体会。

　　在目前不少大学将四、六级考试成绩，作为学生平安走出校门的前提的情况下，农村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先天不足即初始条件的限制，会使大多数农村学生形成“路径依赖”：即因为受教育起点的不平等，造成日后在大学学习乃至就业时的全过程的机会不平等。如果未来的四、六级考试，加大听力和读写能力方面的测试内容，那么，相对城市出生的学生而言，农村出身的学生，他们完成大学学业的门槛会进一步抬高，同时，这种无形中的教育歧视，接下来还会抬高他们的就业门槛。

　　而且，如果在未来的高考中也引入同样的机制，那么，因硬软环境受限而没有完成听力训练“原始积累”的众多农家子弟，上大学的门槛又会长高一尺。实际上，自今年起，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便已增加了听力考核的内容，姑且不论此一措施在其他方面的合理或不合理性，仅就农村与城市两种学生群体的初始学习条件来论，此一决定无疑为出生农村的学生的进一步接受教育，设制了不易察觉的障碍。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占全国30%的城市人口，享受着70%的高等教育权利，而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其子弟在大学中的比例，却只有30%。农村与城市的教育差距，现在所需要的，不是人为进一步拉大而是要尽快缩小。在这方面，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对教育问题的处理，应该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对非智力原因而造成的先天资源不足的群体，给予政策优惠，这一美国“国策”的实施，虽然一直存在不满之音，但它对缓解美国社会在受教育权利上的不平等、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公正，却也提供了制度保证。

　　今天的中国社会还不太可能对资源劣势的群体，也实施美国式的政策倾斜，但今天的中国社会，进行任何制度的设制，却都应该要考虑到中国“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并存的现实国情。对这两种生存群体在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所有的制度建设都应着眼于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也基于此，未来的英语教学改革大概应该是这样的：增加听力和读写测试未尝不可，但不可将考试成绩作为大学文凭的硬标准；或者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让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亨有同等的教育资源。 (东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