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小伙摔伤无人理 打官司法官记者当证人(图)

　　2011年11月前后，费县来青打工的潘学辉在一家工地干活时，不慎摔伤。由于不懂维权，他一度因缺钱治病与父亲在病床前抱头痛哭。邻床病友李沧法院执行局局长贺星海见状告诉潘学辉，应该打官司维权。在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的帮助下，潘学辉走上了法庭。昨天下午，市南法院第16法庭审理这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贺星海和曾采访此事的本报记者一起出庭，为潘学辉作证。

　　现场 法院门口父子等4小时

　　昨天开庭

时间定在下午2时，原告潘学辉上午10时就到了法院附近。他坐长途车赶过来，怕耽误开庭，他和父亲选择在法院附近溜达消磨时间。对打官司这件事，这个27岁小伙儿特别紧张。

　　因为报道过潘学辉的遭遇，本报记者也成为证人之一。父子俩一上午给记者打了十多个电话，提醒记者下午两点一定到法院。

　　到下午1时30分记者在法庭门前见到父子俩时，潘学辉已冻得两腮通红。

　　“你别紧张，等会儿法官问你就如实说，听清楚问题再回答。 ”看到潘学辉有点紧张，作为证人的贺星海在开庭前安慰潘学辉。 “我见过很多类似的案子，法官又不吓人，你好好说行了。你看，我就是法官！ ”为了让潘学辉放轻松，贺星海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证。父子俩这才发现，自己的证人竟是李沧法院执行局局长。

　　案情 打工摔伤工地撒手不管

　　2011年11月6日，记者接到线索，在东部市立医院骨科病房里，有人因为交不起治疗费痛哭。赶到病房时，记者看到穿着病号服的潘学辉在床上抹眼泪，父亲去协调出院的事了。潘学辉说，他是个架子工，来青岛后在中韩街道附近靠活儿。一天，有人打电话给他，说工地上要拆防护网，约好每天260元的工资，傍晚收工后一天一结算。工地给的价钱高，潘学辉马上答应下来，因为是短期的活儿，他没问对方的职务、姓名，更没签劳动合同就匆匆开工了。开工第3天，潘学辉就出事了。

　　在拆钢板时，他从6米高的地方摔到地上，导致骨盆骨折，后来被鉴定为九级伤残。事发后他先被送到了西部市立医院，后来又被转到东部市立医院。工地交了一笔住院费后就不管了。住院费很快花光，父子俩不知道往后该怎么办，愁得抱头痛哭。

　　转机 病友手机录音留下证据

　　当时在旁边床位住院的贺星海看到这种情况后站了出来，“工地来人送钱的时候态度很不好，我听不下去，就用手机录了音，要是打官司，我给你作证。”他和父子俩交换了电话号码。

　　时隔一年多，潘学辉还记得，当时贺星海说过，他最痛恨不守法的人。潘学辉说，那时为了省钱，他和父亲每天都就着咸菜啃火烧，一天一包咸菜他们都心疼。病友们说这样对伤口恢复不好，谁的家属送来的饭菜多，都叫他拿一些过去，还有人送他鸽子汤。

　　那天下午，潘学辉父子发现有病友帮自己垫付了医药费，一家医疗鉴定机构工作人员来复制了他的骨折X光片，一名律师来到病床前，说是免费给他们做法律援助。接到线索的记者和律师一起陪同潘学辉父亲回到工地，希望找到负责人协商后续的事宜。最后事情闹到了法庭上。

　　开庭 法官记者坐到证人席上

　　治疗告一段落后，潘学辉回家了。父亲说，阴天下雨时潘学辉受伤的地方会疼。

　　就在潘学辉准备自认倒霉的时候，贺星海打来了电话，问他的病情，问他官司的进展。 “说实话我一开始没抱希望，庄户人哪会打官司。 ”潘学辉说，贺星海给他讲法律知识，说这是个简单的案件，只要律师能帮助潘学辉弄清雇佣关系，领到伤残补助金、后续治疗费、误工费等是迟早的事。

　　在律师的帮助下，潘学辉写下起诉书，要求工地赔偿包括医药费、误工费等在内的共计24万多元。潘学辉说，治病花去了5万多元，这些年父子俩的积蓄几乎全赔了进去，起诉要的其他金额主要有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后续治疗费等。昨天法庭询问过证人贺星海后，记者也出庭作证，讲述了当天采访的经历。

　　法庭将继续审理此案。

　　记者手记

　　别让维权都靠幸运

　　虽然无数次在法庭旁听、采访庭审，但第一次出庭作证，记者还是有点紧张。距离去潘学辉的工地采访已经一年多，记者尽力回忆当时的情景，生怕漏掉重要情节影响了潘学辉的维权路。法庭上的潘学辉比记者更紧张，他不敢抬头，眼睛直直盯着面前的诉状。这条维权的路对他来说有着太多惊喜。这个老实的农民工说，他离开青岛回老家休养时，觉得眼前一片黑暗。躺在床上几个月，是那些自告奋勇站出来的病友们打电话来燃起他的希望。“我相信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这钱不管能不能要回来，我都要谢谢青岛的好人。”在那些维权的农民工中，潘学辉的确是幸运的。邻床病友是法官愿意帮忙，律师答应免费代理，记者关注了他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些，他或许真的会自认倒霉。让幸运变成常态的援助，让法律变成农民工触手可及的力量，我们真不希望每一次农民工维权都要靠遇到好人。(记者 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