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空心化调查：新一代打工群体成农村“房奴”

　　“进城不落户”：严重缺乏的安全感

　　调查过程中，吕途觉得越来越奇怪：“他们建房子，自己又不住，到底为什么？”

　　她发现，冉艳这一代打工者在打工日子非常难熬的时候会幻想：“等挣够了钱，就可以回老家了。”

　　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新工人占整个打工者群体人数的60.9%，他们已经成功取代了第一代打工者，成为大多数。然而，对于他们的未来，回老家仍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但他们真的会回去吗？

　　调查发现，“回老家”恐怕是新工人们无路可走的选择。在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做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中，就“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这个问题，65.1%的新工人选择了“回老家”。但如果问题换做“以后的打算是什么”，仅有9.1%的新工人选择“回老家”。

　　“显然，回老家只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退路。”吕途说，“在老家买的房子，不但是他们的退路，也是他们自我麻痹的方式：有了这套房子，每当觉得城市生活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安慰自己，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去。”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但今年年初，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就表示，按真实的城镇化来看，城市化率不到35%。“因为2亿多城市流动人口，不是真实的城市人口。”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许小年教授，把冉艳的状态称为“进城不落户”。“1.6亿或者2亿的农民工还不是我们城镇经济的一部分，也不是城镇社会的一部分。”

　　农民为什么进了城之后住不下来？在和网友的访谈中，许小年再次抨击了这个老问题：“因为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城镇居民所能享受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这对农民的自由流动构成了很大的束缚。”

　　城镇化，被认为是拉动内需的巨大引擎。但许小年认为，现阶段的打工群体，还承担不起这一期待。

　　“把家小留在农村，自己住在拥挤不堪的集体宿舍里，每年就回一趟家，都没有正常的生活。靠这样的农民，社会稳定怎么能够实现？靠这样的农民工，他怎么可能有真正3倍于过去的消费呢？”许小年问。

　　目前，冉艳们还是把“物质的家”安在了老家。有的把房子盖在村子里，有的在离自己村子比较近的镇上或者县上买了房子。

　　一份对深圳某工厂车间已婚且有孩子的工人家庭团圆情况的调查显示，夫妻在深圳，孩子在老家的家庭数占到整个调查对象的65%。

　　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孩子，身心健康往往受到消极影响。来自河南的打工者聂夏云，妹妹就辍学了。

　　“我妹妹当时在隔壁县上初一，因为家里没有人管，上了一个学期后，就开始学坏了，成绩下降，然后就辍学出去打工了。”聂夏云说。

　　在调查中，吕途认为，打工群体长期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中：“他们长期生活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被称为‘家’的地方，是想象中的养老院，老了以后才能回去。”

　　“农民工在城市每年就消费一次，因为他的消费主体没跟他在一起，还在农村。要让他和家小、子女在一起生活，成为城镇经济的一部分，城镇化的效益才能发挥出来。”许小年说。

　　在城市化的夹缝中“跳”来“跳”去

　　调研过程中，吕途认识了“80后”打工者王佳。这个1981年出生的贵州姑娘，外出打工以来，已经换过6份工作。

　　“我干得最短的是第一份工作，5个月。最长的一份工作做了3年多。”

　　“这种跳槽频率，在80后打工者中实属平常。他们换工作的频率，比他们的父辈要高得多。”吕途说。

　　公益组织“工友之家”《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显示，在苏州，80后打工者近年来平均每9个月换一次工作，而上一代打工者每3.4年才换一次工作。

　　上一代打工者的原因大都是被动的，包括工厂倒闭、金融危机。新生代打工者，换工作的原因则更加主动了。

　　王佳第一次换工作的原因是工作脏、工资低。

　　她这样描述第一次的打工经历：“1998年第一次打工，到了东莞，那个厂子是做印字的。我的手都脱皮了，弄到衣服上都洗不掉，都被氧化了。第一个月发了250元工资，一个星期左右，200元就花没了，只剩50元。听亲戚和朋友讲其他地方的工资，就感觉自己工资太低了，工作也比较脏。一看到塑料厂招工，我们几个就换厂了。”

　　而河南姑娘聂夏云，换工作则是害怕受工伤。

　　有一天晚上，和她一起工作的女孩子，手被机器压断了。之后，聂夏云“每天晚上上班的时候，感觉脑子里面就会听见救护车的声音，然后就特别害怕”。不久，她离开了这家工厂。

　　除了自我保护意识增强，80后一代打工者，普遍更重视自我。

　　2002年，湖南青年陈若水辞去了在广州的保安工作，原因是觉得工作太无聊。“那个时候天天就坐在那里，刚开始还能回忆过去，后来慢慢就无法忍受了。学不到什么技术，又赚不到钱，还不如走了。”

　　于是，陈若水开始学做模具。为了提升技术，他在几个月内换了6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只干了半天，老板说我技术还不行，就没要我。不过那个老板算好的，他把半天的工资结算给我了。”

　　几经辗转，陈若水的技术有些进步。一家模具机械加工厂的老板为了挽留他，加了3次工资，不过他还是要走。

　　“我告诉他，以我的技术，在那个时候也就只值那个工资，我只是想多出去闯一闯，想多学一些东西。做这行，见得越多，技术提升得越快。”今年33岁的陈若水说。

　　全国总工会《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显示，换过工作的80后打工者中，主动提出结束合同的比例为88.2%，高出传统农民工16.9个百分点。19.2%的80后打工者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超过传统农民工4.3个百分点。

　　“上一代打工者并不习惯这种频繁跳槽。在他们的理念里，工作不稳定是贬义的，因为工作不稳定多会导致收入不稳定和居住地不稳定。”吕途说。

　　但80后打工者，则显然更适应高速变化的城市生活。他们换工作的理由，也和城市青年相差无几。

　　吕途看好这种青年择业的生态：“这给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提供一种可能性，也给企业造成压力，迫使其改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