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空心化调查：新一代打工群体成农村“房奴”

　　40岁的打工者冉艳(化名)，生活在一个自己也没法解释的“悖论”里。她一家人在东莞的小屋，只能放下一张床。她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因为要在农村老家建一座“空巢”。

　　面对这个悖论的，不只是她一个人。

　　“当前我国有2.36亿外出流动人口，其中1.63亿为外出农民工，还有7000多万城镇间流动人口。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8亿，预计流动人口将达3亿多。如果再不着手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转换问题，将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和阻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近日表示。

　　青年学者吕途调查发现，户籍制约下，这个庞大群体中的许多人有一个共同选择——供血农村，盖“空巢”。

　　“农村房奴”之路：“买房——背债——去打工”

　　冉艳的打工，可以说是由房子推动的。

　　2004年，她丈夫工作的煤矿倒闭了。“他从1994年开始就一直在煤矿里上班，一共做了将近11年。”

　　同一年，他们“咬咬牙”在村里买了房子。房款是两万多元，装修又花了1.6万元。其中不少钱是借的。

　　她买的是同村人刚建好的房子。“他建好之后，也因为欠债，就出去打工了，把那房子卖给我们。”

　　为了还买房子的欠款，他们一家三口也踏上了原房东的路——出来打工。

　　46岁的丈夫念过4年书，在外面上班，1个月可以挣1300多元。冉艳就在东莞出租房狭窄的楼道里做手工活。

　　“出租屋太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外面地方还大点儿；屋里很暗，白天在屋里干活也需要开灯，白天在外面做，可以省电。”

　　“我的身体一直都很不好，是当年生孩子落下的病。我现在坐久了或者是站久了，都不行。”冉艳解释她没有进工厂做工的原因，“我现在做手工也挣不了多少钱，做手机上面的挂件，一天做2000个，才可以挣14元，一个月大约可以挣500到600元。”

　　从江苏到广东东莞，这些年来，冉艳一家三口在外面打工，家里的房子就闲着。他们有一个1991年出生的儿子，也在东莞长大。

　　冉艳觉得买了房子有点后悔。“因为现在也没人在家住，就是用锁锁着的。”

　　“新工人在城市工作，盘桓于局促的居室，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工资绝大多数都用在了老家盖房子上。”吕途说。

　　她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统计了包括冉艳在内的在东莞打工、老家在重庆市奉节县农村的新工人的买房和盖房情况，全部8位新工人中，6位在镇上买的房子，两位在村子里买房或者建房。

　　这8人当中，出来打工时间最短的，也已经超过了10年。

　　在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吕途调研发现的情况更甚奉节。

　　这里的房子造价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年轻的主人都不在，但很多人为此花光了一生积蓄。56岁的老朱就是其中一人。

　　他一家都在广州打工，包括老两口、女儿、两个儿子和儿媳妇。2009年，老朱辞了工，回到斑竹村，盖了4层楼。

　　房子盖了3个多月，雇了10多个工人，一共花了17万元。“这些年打工的钱，一下子就花完了。”

　　但老朱认为自己的花销观念毫无问题：“在这里，家家户户都这样，打工的钱基本上都花在房子上。”

　　提及未来的打算，老朱还打算出去打工，儿女们也不回来。因此，新盖起的四层楼立刻沦为了空巢。

　　同村81岁的林婆婆家情况同样夸张：4层的楼，连厕所装修得也很豪华；太阳能热水器、家具是红木的。4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却只有林婆婆和10岁的小孙女两个人住，其余儿女都在外面打工。

　　“这个房子花了20多万块。儿子打工的钱都花在这上面啦，还欠了几万元的债。”林婆婆说。

　　“进城不落户”：严重缺乏的安全感

　　调查过程中，吕途觉得越来越奇怪：“他们建房子，自己又不住，到底为什么？”

　　她发现，冉艳这一代打工者在打工日子非常难熬的时候会幻想：“等挣够了钱，就可以回老家了。”

　　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新工人占整个打工者群体人数的60.9%，他们已经成功取代了第一代打工者，成为大多数。然而，对于他们的未来，回老家仍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但他们真的会回去吗？

　　调查发现，“回老家”恐怕是新工人们无路可走的选择。在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做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中，就“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这个问题，65.1%的新工人选择了“回老家”。但如果问题换做“以后的打算是什么”，仅有9.1%的新工人选择“回老家”。

　　“显然，回老家只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退路。”吕途说，“在老家买的房子，不但是他们的退路，也是他们自我麻痹的方式：有了这套房子，每当觉得城市生活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安慰自己，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去。”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但今年年初，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就表示，按真实的城镇化来看，城市化率不到35%。“因为2亿多城市流动人口，不是真实的城市人口。”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许小年教授，把冉艳的状态称为“进城不落户”。“1.6亿或者2亿的农民工还不是我们城镇经济的一部分，也不是城镇社会的一部分。”

　　农民为什么进了城之后住不下来？在和网友的访谈中，许小年再次抨击了这个老问题：“因为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城镇居民所能享受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这对农民的自由流动构成了很大的束缚。”

　　城镇化，被认为是拉动内需的巨大引擎。但许小年认为，现阶段的打工群体，还承担不起这一期待。

　　“把家小留在农村，自己住在拥挤不堪的集体宿舍里，每年就回一趟家，都没有正常的生活。靠这样的农民，社会稳定怎么能够实现？靠这样的农民工，他怎么可能有真正3倍于过去的消费呢？”许小年问。

　　目前，冉艳们还是把“物质的家”安在了老家。有的把房子盖在村子里，有的在离自己村子比较近的镇上或者县上买了房子。

　　一份对深圳某工厂车间已婚且有孩子的工人家庭团圆情况的调查显示，夫妻在深圳，孩子在老家的家庭数占到整个调查对象的65%。

　　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孩子，身心健康往往受到消极影响。来自河南的打工者聂夏云，妹妹就辍学了。

　　“我妹妹当时在隔壁县上初一，因为家里没有人管，上了一个学期后，就开始学坏了，成绩下降，然后就辍学出去打工了。”聂夏云说。

　　在调查中，吕途认为，打工群体长期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中：“他们长期生活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被称为‘家’的地方，是想象中的养老院，老了以后才能回去。”

　　“农民工在城市每年就消费一次，因为他的消费主体没跟他在一起，还在农村。要让他和家小、子女在一起生活，成为城镇经济的一部分，城镇化的效益才能发挥出来。”许小年说。

　　在城市化的夹缝中“跳”来“跳”去

　　调研过程中，吕途认识了“80后”打工者王佳。这个1981年出生的贵州姑娘，外出打工以来，已经换过6份工作。

　　“我干得最短的是第一份工作，5个月。最长的一份工作做了3年多。”

　　“这种跳槽频率，在80后打工者中实属平常。他们换工作的频率，比他们的父辈要高得多。”吕途说。

　　公益组织“工友之家”《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显示，在苏州，80后打工者近年来平均每9个月换一次工作，而上一代打工者每3.4年才换一次工作。

　　上一代打工者的原因大都是被动的，包括工厂倒闭、金融危机。新生代打工者，换工作的原因则更加主动了。

　　王佳第一次换工作的原因是工作脏、工资低。

　　她这样描述第一次的打工经历：“1998年第一次打工，到了东莞，那个厂子是做印字的。我的手都脱皮了，弄到衣服上都洗不掉，都被氧化了。第一个月发了250元工资，一个星期左右，200元就花没了，只剩50元。听亲戚和朋友讲其他地方的工资，就感觉自己工资太低了，工作也比较脏。一看到塑料厂招工，我们几个就换厂了。”

　　而河南姑娘聂夏云，换工作则是害怕受工伤。

　　有一天晚上，和她一起工作的女孩子，手被机器压断了。之后，聂夏云“每天晚上上班的时候，感觉脑子里面就会听见救护车的声音，然后就特别害怕”。不久，她离开了这家工厂。

　　除了自我保护意识增强，80后一代打工者，普遍更重视自我。

　　2002年，湖南青年陈若水辞去了在广州的保安工作，原因是觉得工作太无聊。“那个时候天天就坐在那里，刚开始还能回忆过去，后来慢慢就无法忍受了。学不到什么技术，又赚不到钱，还不如走了。”

　　于是，陈若水开始学做模具。为了提升技术，他在几个月内换了6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只干了半天，老板说我技术还不行，就没要我。不过那个老板算好的，他把半天的工资结算给我了。”

　　几经辗转，陈若水的技术有些进步。一家模具机械加工厂的老板为了挽留他，加了3次工资，不过他还是要走。

　　“我告诉他，以我的技术，在那个时候也就只值那个工资，我只是想多出去闯一闯，想多学一些东西。做这行，见得越多，技术提升得越快。”今年33岁的陈若水说。

　　全国总工会《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显示，换过工作的80后打工者中，主动提出结束合同的比例为88.2%，高出传统农民工16.9个百分点。19.2%的80后打工者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超过传统农民工4.3个百分点。

　　“上一代打工者并不习惯这种频繁跳槽。在他们的理念里，工作不稳定是贬义的，因为工作不稳定多会导致收入不稳定和居住地不稳定。”吕途说。

　　但80后打工者，则显然更适应高速变化的城市生活。他们换工作的理由，也和城市青年相差无几。

　　吕途看好这种青年择业的生态：“这给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提供一种可能性，也给企业造成压力，迫使其改善条件。”

　　“城镇化”的80后农民工

　　问题是，当年轻的农民工逐渐成长后，农村的房子怎么办？

　　“现在把房子都修好啦，等两个孙子结婚的时候都不用再修房啦。”林婆婆说。

　　与林婆婆的期盼相比，她的儿孙辈离农村已经太远。

　　冉艳的儿子王涛生于1991年，上学到高二，就出来打工了。现在在东莞的一家厂里做芭比娃娃，一个月工资有2000元左右。

　　王涛谈及自己的工作，明显与父母不同：“我们做的芭比娃娃，一般会卖到美国，高的要卖7000多美金，现在是高科技的，前面有摄像头、显示屏。我们厂一天可以做这种高端的芭比娃娃四五千个。也有一些低端的，我们厂是美国和香港合资的。”

　　他的生活，也并不“苦哈哈”。

　　他每个月的开销主要是：买衣服、打球、上网或者和朋友一起吃饭。他每个月不给父母交工资，只是会给父母买衣服和充电话费等等。

　　“现在我买衣服有时一个月花500元，上网的钱不多，打球也不多，在厂里住，扣水电费80多元，生活费一个月扣180元。但是我没有在厂里吃，中午到厂外吃饭，因为厂里的伙食很差，有80%的人没有在厂里吃饭。现在消费太高了，叫几个人一起吃饭，喝点酒就要花200多元，一个月的生活开销要花700多元。”

　　“新工人们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从生活方式到消费模式，都已经是城市人了，很难重新适应乡村生活。像王涛这一代，甚至没有种过地，很小就在城市里生活，对土地和农村缺乏认同感。”吕途分析说。

　　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发布的2009年调查数据，80后新工人平均寄回、带回老家的金额为5564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2%。而他们的父辈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家的金额为8218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51.1%。

　　在吕途眼中，冉艳们是夹在城乡之间的一代：“有在农村生产生活的经历，但是外出打工谋生已经是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而王涛则是迷失在城市之中的一代。年轻打工者生活方式的“城镇化”速度，已经逐渐超过了制度的“城镇化”速度。

　　“他的工作已经是工业化的一部分，他的生活方式是娱乐和消费主义的一部分，他的发展梦想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即使意识到了艰难，80后、90后打工群体也很少将老家作为退路。”吕途说。

　　那么打工者辛苦做“房奴”，到底意义何在？

　　“他们在为‘彼岸’进行着投入，这是他们现在艰苦生活的安慰剂，是现在努力拼搏的兴奋剂。”吕途为此感到担忧和悲哀。

　　让打工者逐渐融入城镇，已是大势所趋。

　　今年5月27日，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首次在国务院文件中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

　　该意见的“推进城乡改革”部分提到，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

　　李铁指出，对重点人群的改革，可根据不同规模的城市、外来人口所占的比重设置落户条件。如京沪居住和就业年限可以相对长一些，京沪辖区的郊区县和小城镇条件应适当放宽。“其他城市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明确条件。除居住和就业年限外，不可再行设置其他条件。”

　　对于未来，王涛有明确的期待。

　　“我不太喜欢老家和东莞，这里不好玩，工资也不高。等有钱了想到上海开超市，那里发展空间大。”这个来自重庆农村的青年，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上海。本报记者 庄庆鸿 实习生 王诗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