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治下重庆警察增长2倍 投资百亿建项目

2009年12月31日，王立军陪同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考察重庆市公安局。（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10年4月25日，徐明、赵本山、小沈阳、雷政富等围观王立军的现场书法秀。（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11年7月21日，王立军会见司马南等人。（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02年1月，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公安部2002年春节晚会录制现场。（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辽宁时期的王立军。（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如果说，基于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执法权力而产生的“合法伤害权”，还在王立军自由裁量范围内，那么其逾越行政权力而深度介入经济事务，滥用其在一把手机制下的“自许权力”，则突破了权力的基本底线。

    改革开放以来，将自己的权力滥用到极致的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名叫王立军。

    任职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王立军大举扩张警力，上马多个过亿元的项目，大规模“打黑”，轰轰烈烈，却有失正当；探究其资金来源，既包括财政预算，也包括社会捐赠，乃至区县“上供”，甚至来自“打黑”中截留的财物。

    人、事、财三项，王立军一人之下，大权独揽。他不仅在人事任免上唯我独尊，而且将吸金能力视为其权力来源之一，在经济事务上干涉社会至深，在人身权与财产权上双重施害。如果说，基于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的行政权力而产生的“合法伤害权”尚在其自由裁量范围内，那么逾越其行政权力而更深介入社会经济事务的行为，滥用其在一把手机制下的“自许权力”，则是畸形权力结构结出的“恶之果”。

    重庆在薄王当政之时，公安权力锋芒毕露，居间的政法委低调不显。集中于“一把手”的权力由于自上而非自下，且缺少监督制衡，必然唯上迫下脱缰失控，无序扩张并蚕食尽可能多的资源，客观上却绑架政府信用为其背书，践踏法制，呈现浓重的人治色彩。其倾覆的直接肇因，亦不脱此特征。

    审判过后，王立军已囚秦城，然其背影浸染山城。如何直面这一“遗产”，化解王立军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痼疾，值得我们长久反思。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