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总理成长史
执政轮廓
（导读）直接调动干部下沉一线的“大动作”，后来几乎成为李克强遭逢难题时的必然选项。比如在河南2003年SARS蔓延时，为了劝止麦收时节农民工返乡但又不误农时，动员干部下乡收麦；比如4万干部下访；比如厅级干部带头，拉网式筛查艾滋病患者状况。
“团干部不是‘青年官’，与其说给青年听，不如干给青年看。”洛桑灵智多杰1993年卸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撰文总结在团中央工作8年的收获，“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曾不止一次说：作为团干部，一要做人，二要做事，最后才是当领导。”
1993年5月的团十三大上，李克强接掌团中央一把手，此后5年，他的执政风格初显轮廓。
李克强所作的团十三大报告，视野开阔，回溯改革开放15年，眺望7年后的新世纪。
1993年末，李克强在团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曾在团系统内口耳相传。
谈到当年令不少人失落沮丧的奥运会申办失利，他说：“占领下一个世纪的制高点，不能指望别人的恩赐，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改革开放之初，特别是“南方谈话”以后，各级团组织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不知所措。针对此，李克强在报告中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跨世纪一代青年的光荣责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这一代青年的探索和实践。”
而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也让共青团面临挑战——这些挑战，党政部门同样遭遇。新经济环境中的新经验、新办法，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团十三大闭幕十来天后，由团中央书记处直接组织的“新时期我国青年工作的现状与发展战略调研”启动，在书记处7名书记的带领下，团中央机关调集一半以上的业务干部，105人急赴全国29个省市区。
调研队伍出发之前，李克强要求：调研不能就团论团，要跳出团的圈子，放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不要带框框，不是去找论据，一切结论要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
事实上，这也是他本人的调研方式。曾有记者随李克强到山东某地考察，目睹他在休息时间很自然地走上街头，随意推开小商铺的门，跟“小老板”聊聊生意经。
《中国青年》杂志当时的报道说，调研队伍沉入基层1个月，团中央的干部向被调查对象提出了“没有任何外包装”的问题。
调研归来，在大兴县举行了一个团内高级别的务虚会，为期3天。与会者说：本以为务虚会是个半休息、半工作的会议，可李克强要求，凡已形成文字的调研情况，发言时略去；讨论要跳出部门的圈子、跳出团的圈子；放开说，可以各抒己见，也可各执一端。
直接调动干部下沉一线的“大动作”，后来几乎成为李克强遭逢难题时的必然选项。比如在河南2003年SARS蔓延时，为了劝止麦收时节农民工返乡但又不误农时，动员干部下乡收麦；比如4万干部下访；比如厅级干部带头，拉网式筛查艾滋病患者状况。
而不套框框、直切问题的调研方式，在他日后的执政生涯中，也是助力决策的杀手锏。
至于不讲套话、不走形式、只亮“干货”的讨论式会议，在十八大后中央倡导的务实会风被称作“新会风”，突然间让一些官员“不适应”。
那次务虚会最后，李克强总结发言，果断推出若干措施：团的组织结构注意覆盖新的经济生长带；集中优势打整体战，扎扎实实办几件影响全局的大事；按市场规范，办好团的实体，增强团的实力。
所谓“影响全局的大事”，就是4个月后亮相的“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这两大工程影响延续至今，特别是其中的“青年志愿者”，早已化为民间自觉。
卸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之前，李克强曾撰文总结1995 年启动的“服务万村行动”。这一行动旨在针对农民需求，提供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化服务、政策服务、资金服务，由此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
他在总结中概括了两条经验：第一是抓服务，要达到教育青年的目的，根本途径是服务，团的领导机关必须眼睛向下，深入调查研究，不能仅仅靠下指示、发号召来开展工作；第二是抓具体，宁肯少说一点，也要多做一点，哪怕所做的面窄一点，也不要光说空话不做。
当李克强告别15年的团中央生涯后，有团干部这样总结团系统工作风格的变化：从团本位到青年本位；从运动青年、指挥青年到服务于青年；由行政指令到宏观调控、中观指导、微观搞活。
而此时的李克强，正待在更广阔而复杂的平台上，展开他从政之路的下一个15年。
专业精神
（导读）英国《经济学人》认为，“克强指数”比官方GDP数字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评论者说，就真实性而言，“克强指数”包括的三项指标，项项涉及真金白银，几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性。
2010年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推出了一项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新指标——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这个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名字命名的指数，是三种经济指标：耗电量、铁路运货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的结合。
2007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更喜欢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
《经济学人》认为，“克强指数”比官方GDP数字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
这本杂志特别列出一张曲线图，以过去十年为时间轴，将“克强指数”与官方发布的GDP走势相对照，发现趋势上总体一致，但在上下波幅上，前者的表现比后者剧烈得多。
“克强指数”很快被一些国际机构认可。花旗银行用它来对比工业企业利润，认为解释能力更强。
评论者说，就真实性而言，“克强指数”包括的三项指标，项项涉及真金白银，几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性。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饱受诟病，“克强指数”显示出一名地方决策者的清醒、实在，也展现出他的专业功底和专业精神。
李克强的专业精神，既来自系统的学术训练，也来自从工业、农业两个大省再到中央的实践磨练。
他外出调研经常随机行动，到县城的超市询问商品价格，与小吃摊摊主聊天；或者是在下乡途中临时下车，追问村民税费改革落实情况；爬上8米高的粮库，捡起稻米细嚼，自己感受粮食品质。
2013年春节前，李克强在包头棚户区看望居民，因为是临时到来，让居民家的“光屁股娃娃”欢乐地抢了新闻联播的镜头。
因为有对真实情况的把握，在审视和应对经济难题时，他显得功力深厚、底气十足。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做了一次令参会者“深感吃惊”的总结发言。据与会者讲，他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从世界经济困局讲到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环环相扣，逻辑严密，面前没有一页讲稿。
他主持的会，还要求参会人员不准念稿，讲实际问题。
事实上，在十八大召开前，李克强“督战”营业税改增值税，在官方媒体发出的现场特写中，他数次打断埋头念稿的发言者，直切关键：“你就说说，试点中还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被外电解读为“展现强势作风”，“塑造熟悉经济、果敢的形象”；民间则更关注被“拷问”的官员一时间为之紧张，将此视作“新政风”。
而细究李克强的为学、从政之路，这更多地反映了他崇尚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基层调研时，面对老百姓，他也经常会追问：有什么恼火事？哪里不满意？
《小康》杂志的一篇报道曾引述一名河南官员的话说，1998年李克强初到河南，但让河南官员感到意外的是, 新省长并没有立刻搞什么大动作，工作和生活都很低调。
李克强此前给外界的印象近乎学者，面对“中国的缩影”河南，“李克强像个学生，自己摸索，自己去学习。”河南一位退休官员对媒体说。
1999年初的《领导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李克强到任河南半年后召开的一次“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研讨会”。
相对于“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本身，文章更感兴趣的是研讨会的组织运作方式，“对各级领导如何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尤其是如何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都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这篇文章说，由省政府出面召开研讨会，本身就是件新鲜事，会议的组织运作更有特点：
一是形式简单，没有会标，未请记者，没有惯常的程式和“过门儿”，厅局领导每人领到的材料袋足有几斤重，那是几十个单位近两个月来调研的各类研究报告。而会前的调研由李克强主导安排，有关部门列出了50个调研题目，要求必须用数据支撑观点，把存在问题和调整方向找准。
二是领导“到位”，代省长李克强、副省长张以祥“一坐到底”，边听边记，不时插话，参与“研讨”。
李克强询问的“行情”非常具体：水泥总量供过于求，高标号水泥占多大比例，省内市场如何；医药行业新增产值中新药和普药各占多大比重，新药市场份额有多大；纺织行业服装比例过低的原因是什么。
这篇文章感慨，河南省工业经济结构调整讲了多年，但进展缓慢，一般号召多，工作指导失之空泛，缺乏实打实的研究，曾多次留下因见事迟、行动缓、工作不力而错过结构调整机遇的憾事。
这种被一些地方干部视作“新鲜事”的调研方式，对于李克强来讲，是一种专业习惯、专业方法。
随后，在省长任内，李克强力推城市建设的“两端”——体现现代城市特征的“郑东新区”，以邓州孟楼为样板的小城镇。提出“东引西进”战略，引进国外和东部沿海的先进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提升产业档次，开拓中西部市场。
2000年下半年，李克强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主导了河南省的“十五”规划编制工作，从而梳理、确立了河南面向未来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据知情者回忆，在他的办公室、省政府会议室或是出差开会的临时住所，他经常会同有关人员，自己摁着计算器，测算着什么产业会对全省拉动性最大，会使一些资源枯竭的城市繁荣起来；摊开地图，描画着铁路、高速公路的网架结构。
从酷暑难耐的盛夏，到大雪拥门的冬夜，用他的心血编就的规划，至今仍是河南的战略导向和战略重点：中原城市群、大中小城镇三头并举推动城镇化、交通运输大通道、文化旅游大省、优质专用小麦和优质肉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特别是他提出的两高战略——“较高的增长速度和较高的增长质量”，在带领河南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同时，不也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放大版实验吗？
2002年末升任河南省委书记之后，李克强的执政方略全面亮相：
提出“中原崛起”，夹在东南沿海和西部大开发之间的河南开始尝试走出“洼地”。
以“中原城市群”概念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同时力推县域经济、小城镇建设。这种城镇化发展脉络，既是李克强在学术研究阶段“三元结构”理论的2.0版，也与后来中央力推的思路一致。
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李克强提出“三化”——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几年后当他作为副总理强调“新型四化”时，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化。
作为制度配套，李克强提出了要创新体制：深化国企改革、发展非公经济、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建设服务型政府。
2004年底李克强转任辽宁省委书记，上任15天，跑遍了全省12个地级市和沈阳、大连两个副省级城市。翻检他在每一地的调研讲话，扎实而具体，小到某家企业的人均工资、某家钢厂的转炉规格，大到国企股份制改造、“大沈阳”、“锦州湾”、延长产业链条和推动资本运作。他的施政方略没有河南那么长的准备期，几乎与就任时的密集调研同时亮相。
也许得益于对中国底层社会的切身感受，也许与传统的和合思想有关，从当年的硕士论文到主政大省后的施政方略，李克强一直注重将学理分析与现实约束紧密贴合，找平衡，扩共识——这种务实的思路，对于断裂、失衡普遍存在且差异巨大的中国社会而言，虽然未必给人一时惊喜，却称得起持久的专业和负责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