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穷人六房六车抵工钱 富人曾打车上厕所

　　对初来乍到者来说，夜晚的鄂尔多斯最美。

　　从位于伊金霍洛旗的机场出来(“旗”是内蒙古的一种行政区划，相当于县)，一路上灯光闪烁夜景璀璨，比之白天，更能代表这个富裕之城的实力。这里的夜景，比上海更大气，比北京更耀眼。粗线条的现代建筑群配上中国传统美学里最喜欢的金色和赤红色，夜幕下轮廓清晰，一望之下，仿佛西亚童话故事里的宫殿，十分气势恢宏，十分—“体面”。

　　这种“体面”感，如果放在北京或者上海，大概不会让人在惊羡之外产生某种复杂的情愫：夹杂着少许怀疑和不屑。可是这里是鄂尔多斯，一个十年前还带着贫穷落后标志的中西部城市。于是，这种“体面”深深地刺激和鼓舞了人们辩驳的欲望。

　　多年来，关于鄂尔多斯的故事，被浓缩为两个字：“暴富”，这个词意味着简陋的获利方式、粗暴的消费习惯和荒诞的致富故事。

　　鄂尔多斯盛产富翁：据说市区人口不到70万的鄂尔多斯，有超过6000个亿万富翁，近10万个千万富翁。但是想找到这些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国，人们并不那么乐意承认自己是富人，被描述成暴发户之城的鄂尔多斯尤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年前由民间借贷和房地产引发的经济危机使这个富裕之城笼罩着浓重的阴影。“从去年到现在，跳楼自杀的老板至少有一百多，”一个在政府宣传部门工作的年轻人用“是朋友我才告诉你”的口吻对我们说：“要知道，富人、富裕，现在是我们这儿最敏感的词，所以有时候，鄂尔多斯政府并不那么欢迎记者。”

　　不只是现在，也不只是鄂尔多斯，富裕在中国早已不值得夸耀了。对旁观者来说，富裕始终是一个性质模糊的词、交织着某些难以言说的秘密。而对于当事人来说，这个词除了炫目之外，还隐含着某种不安全。所以，在鄂尔多斯，那些我们能见到并且愿意跟我们聊天的人，都说自己是穷人。

　　抵工钱抵了六套房和六辆车

　　11月的鄂尔多斯，第一场雪一下，温度骤降。从东胜到新城康巴什的大巴停运后，站牌前挤满了乘客，黑车生意火爆。四人座的小车，除了司机已经坐了三个乘客，但是到了下一个站牌，司机还是摇下车窗对着窗外招呼：康巴什去不去？康巴什了！

　　最后坐上这辆黑车的是一个叫叶财能的装修工人。他身穿着土黄色的工作服，头发像落满土一样颜色暗淡。司机招呼他上车的时候，他躲到了结伴而来的两个人身后。司机是急性子，见招呼不到，推门下车，走到他面前劝说起来。

　　一上车，叶财能僵硬的面孔就活络起来了。

　　“我就到东康线上的公租房，比康巴什近。不是嫌贵，是我穿着工作服，怕弄脏了你的车。”

　　“我们工地上的工程做得差不多了，再有三五天做完就回家。冷啊，这里太冷了，我是不想在这里待了，准备回家呀。”

　　“羊肉嘛，刚开始吃吃还觉得新鲜，吃多了也就是那么回事。还是我们那里的海鲜好。”

　　叶财能讲一口南方话，在鄂尔多斯浓重的地方口音里辨识度很高。他是浙江台州人，初中毕业之后，就投奔了在鄂尔多斯做工的舅舅，那是2000年的事情。他的舅舅在十几年前娶了一个鄂尔多斯当地的女人做老婆后，就踏踏实实地在这里落了脚。现在全家都是鄂尔多斯户口，和南方那个小城市已经没有多少瓜葛了。

　　叶财能不一样，他初中毕业到鄂尔多斯时还不满20岁，现在他快30了，最焦虑的事情是还没有讨到老婆。前几年，他玩性大，在跟着舅舅干活的间隙，到北京、山西各处玩。他开着舅舅的一辆小货车到处跑，连驾照都没有。

　　“工地上没意思，没有的玩儿，我是待不住的。鄂尔多斯我都跑遍了，8个旗县，就一个旗没有去过，其他的都熟悉。有时候我不爱走大路，专门挑小巷子走也不会迷路。”

　　“赚钱嘛，原来能赚钱，现在人们提起鄂尔多斯也不行了。我和我舅舅抵工钱已经抵了六套房六辆车了，一辆悍马，一辆宝马5系，还有一个丰田什么的。好车也没用，也都不是我开，上次有朋友来了，说这个车不错，借我开开吧，就开走了。”

　　“从这里回老家，要25个小时，去年我开着车回去，中间在河北睡了一会儿。觉得没用多长时间。但是车还是不可能都开回老家去的。卖也卖不掉，谁要呢？”

　　叶财能的舅舅刚来鄂尔多斯的时候，给别人做沙发。后来就开始搞装修，接的活儿又多又杂，除了房子不建，安装玻璃、幕墙、雨棚、不锈钢楼梯的扶手这样的活儿都接。

　　“设计也做，效果图什么的，有时候不想跑，设计师在东胜搞出来，就从电脑里传过来给我们。”

　　叶财能的工友基本上都是他舅舅从老家带过来的工人，一个活儿做完了就解散了，有新的活儿了包工头再去找这些工人，大家彼此都是熟人。前几年生意特别好，从2011年10月份开始，鄂尔多斯的房地产冷了下来。叶财能的舅舅做这一行时间长，还是不缺活儿。叶财能现在干活的地方是市政府的一个公租房项目，他们觉得这样的项目好拿钱。除了这个项目，叶财能的舅舅还接了好几个“公家的活儿”。

　　但是就在前几天，在叶财能工作的工地上，有人跑到11层的高楼上要跳楼。那是一个湖南的包工队，活儿干完了，却找不到包工头了。

　　“好像是搞土建的，打混凝土的。找包工头找了三四趟都找不到，就到项目部要钱，项目部的人说你跟我没关系，你要找就去找你们工头，结果他就坐到了11楼上。”

　　“最后没跳。来了两辆还是三辆警车，带着几万块钱现金，才把他救下来了。我们坐那儿看了一上午。”

　　叶财能在鄂尔多斯待了两年后回了老家，中间陆陆续续来回几次，但是都没待长。2007年是内蒙古解放60周年大庆，叶财能跟着他舅舅和几个当地的记者喝酒。“结果两个女记者就把我灌醉了，我连烤全羊都还没有吃，到了第二天还吐啊吐啊的，这里的人真能喝酒。”

　　他在老家学了修车，还在当地的一个修车行里找了一份工作。只是一直没找到媳妇，去年他又回到这里。

　　“在这儿找啊？不是不行，可是他们都叫我南蛮子。”他嘿嘿地笑起来，眼角皱起了一些细纹。停了好一会儿，他又喃喃自语道：“做完这个活儿就能回家了。”

　　不挖煤行不行？不行！

　　汽车从城区出发，行驶15分钟后，道路两边逐渐空旷起来。

　　鄂尔多斯的城市化建设与中国很多城市摊大饼似的一圈圈向外扩张不同，而是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康巴什建了一座新城。因为距离原来的市中心太远，从2004年启动新区建设以来，居住人口只有几万人，被称为“鬼城”。

　　当地人不以为意，也“鬼城”、“鬼城”地叫。偶尔也有人反驳说鬼城怎么了，人少居住环境好啊，为什么城市一定要那么拥挤？

　　康巴什自然不会拥挤，设计感十足的建筑群，在外来者初入鄂尔多斯的夜景中便能窥得一二。白天的康巴什更像是一个影视城，或者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只是“参观”的人的确是太少了。

　　我们的摄影师程泉原本准备拍一些能反映康巴什闲适悠然的市井照片，可是最终他还是只拍到一些优美的风景图片—想在这里看到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不管白天还是黑夜。

　　“现在的康巴什就像一个小姑娘，才刚刚有点模样，你不能指望她有多漂亮。”在康巴什一个宽阔的街角，鄂尔多斯市委党校的大楼十分气派，气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方圆几百米只有这一座建筑。党校副校长奇海林在堆满书籍的办公桌后对我们说。

　　“鄂尔多斯过去很穷，我1982年大学毕业回到这儿的时候，这地方根本没人来。我们是计划经济，要服从分配，必须回来。”

　　初冬时节，鄂尔多斯的室外温度已经降到零下10度，永不停歇的草原风刮得铿锵有力。而室内暖气十足，温度常常在25摄氏度以上，从寒风中走进室内的人，总能轻易地弥漫出一种温暖的幸福感。

　　坐在电脑前的奇海林穿着浅色的条纹衬衫，头发一丝不乱。前一天他刚刚从南方结束了一个培训课程回到鄂尔多斯，幸好当时转机到了包头，否则因为这场雪而造成的鄂尔多斯机场关闭会挡住他回家的路。

　　“鄂尔多斯是一下子富裕的，2000年的时候财政收入还不到20个亿，到了2011年，财政收入已经将近800个亿，除了上缴国家的，地方财政每年可支配收入有360多亿，相当于每天可以支配1个亿。”

　　据说每年上报财政收入的时候，鄂尔多斯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别的地区是汇总报一个财政数据，鄂尔多斯是把辖区内的区旗分别列出来。因为这里财政收入的数据太大，大到一个区的财政收入和一些地方的省级收入没有差别。

　　“这个地方有三种类型的人富了。最早富裕的是从事羊绒产业的人，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羊煤土气’的羊。有一部分这样的人是万元户、十万元户，最大也不超过百万元。现在看也都不算是富了。”

　　“第二种人是上个世纪90年代拿着煤矿的人，从2000年开始到2011年，他们在鄂尔多斯煤炭的黄金十年里积累了财富。这个过程中，政府做了煤炭资源整合。煤炭产业转型的时候，一些人退出来了，退出来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大笔转让费。当时的1900多个煤矿最后剩下了200多个，所以计算鄂尔多斯亿万富翁的时候，我这里保守计算有1000多人，因为当时转让费都是1个亿、2个亿的，多的有十来个亿，少的也有几千万元。而留在这个行业的人，就更富了。”

　　“这些拿到钱的人，一部分就去消费了，大部分人拿着钱投了房地产，这就启动了鄂尔多斯的房地产行业。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鄂尔多斯做房地产的都赚了钱。这就是鄂尔多斯第三批富裕的人，这些人赚的钱都在亿元以上。”

　　在12年前，鄂尔多斯还不存在。2001年之前，鄂尔多斯叫作伊克昭盟。行政区划比市级低。当时的鄂尔多斯除了穷，还面临严重的沙漠化问题。但是煤炭价格上涨，带来了鄂尔多斯急速的经济发展。

　　“鄂尔多斯的转型升级，一直在进行。从农牧业到工业，从工业化到城市化，都是转型升级。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有70%，也就是说有70%的人是住在城市的。在改造环境上，也是下了大功夫的，牧区每年有禁牧期。把1900个煤矿整合到200个，不只是数量上的变化，也是煤炭产业的技术升级。但是这个地方不可能不采煤，就像粮食产区，不生产粮食干别的，那是说不过去的。”

　　“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到69%。去年全国煤炭的开采量是34亿吨，鄂尔多斯市有5.9亿多吨。国家发展需要煤炭，所以我们不挖煤行不行？肯定是不行。”

　　谁绑架了谁？

　　对大多数普通的鄂尔多斯人来说，煤炭的重要性并不像它实际表现的那么明显。相比之下，与更多人联系密切、也更受关注的是鄂尔多斯的房地产。比如陈金柱(化名)，尽管他其实早已和房地产没有了什么关系。

　　“2003年之前，在鄂尔多斯做煤炭的都是赔钱的。煤老板不受待见，开煤矿的被叫作煤黑子。说开煤矿的没文化，是蛮汉子做的事，赚不了几个钱，还天天把自己弄的黑黑的。煤矿都在荒山野林，环境又差，谁愿意去？但等煤炭起来之后，其他人再想进去成本就高了。”

　　陈金柱不是一时冲动才下海经商的人，也不是没有头脑、没文化、全靠运气才赚了钱的暴发户，更不是看到别人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的人。他做过的生意很多，从建筑装饰到酒店，又到后来的房地产，还做过家具行业—现在他手头最忙事和新建立的影视公司有关。

　　他在鄂尔多斯老城区的办公室有两间教室那么大。一部分铺着被铺，被隔起来掩着门作为休息区。空出来的部分，有一套树桩做的茶桌、茶凳，一套长沙发，一个宽大的茶几，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和一排书架，墙角放着一个巨大的鱼缸。一个矮斗柜上还放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地球仪，墙上有一幅他和歌手胡杨林在北大门口的合影。放了这么多东西，他的办公室还是显得十分空荡。

　　“2008年，我就退出房地产了。当时看到经济危机，形势不太好，谁知道后来2009年又涨了一波。”

　　“我要是真有眼光，2008年就不会退出去，这样我的资产也能多出好几个亿了。不过2009年赚了钱的，现在也有又套进去的。外人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的，有时候想想，房地产老板被谁绑架了呢？”

　　陈金柱高中毕业，又去上了中专，学的是工民建。中专毕业后他在一家设计院做了两年制图后，把工作扔了，考上了内蒙古林学院，学习室内装饰。1993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学校当老师。陈金柱没有服从分配，到鄂尔多斯当时一个叫“二轻局”的下属装修公司上了班。

　　在装修公司干了4年，陈金柱离开单位自己开了一家装修公司。两年后，一家做陶瓷的集体企业转制，陈金柱就把那个工厂买了下来，工人们都是买断工龄，他把厂子翻盖成一个酒店，同时经营酒店和装修公司。

　　“从1986年到1997年，我一直做的是制图的活儿，那时候没有电脑，一个三角尺，一个直尺，趴在桌子上画，我整整画了11年。辞职之后，自己的装修公司加上酒店，两摊子事儿，有一阵子压力特别大。我这辈子确实活得很累。”

　　2002年，陈金柱卖掉了酒店。第二年，他和几个朋友加入了房地产开发。当时鄂尔多斯的房地产刚刚启动，他们开发的小区是该市的第一批商品房。

　　“2003年做房地产，挖一个坑就能盖房子，不像现在要求严。我们那会儿刚动工，图纸还挂在墙上的时候就开始卖房了，三天就卖掉一半。我们每平方米卖1600元，当时鄂尔多斯最高价是1850元。”

　　“到2005年，感觉就明显了，一个是房子卖得好，另一个是物价一个劲儿地往上涨，物价一涨房价又跟着涨。外地人来我们这里做生意，都觉得房租特别贵。今年你过来看，我们这里有好多底商是空的，这种地方在去年以前是根本租不到的。”

　　退出房地产后，陈金柱在北京开了一家家具卖场，生意不好，没多久就关了。然后他就在北京注册了一个影视公司，同时也在鄂尔多斯注册了一个影视公司，一个是为了审批方便，一个是为了当地政府的扶持政策。每个月陈金柱有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时间在鄂尔多斯。他的影视公司已经拍出了一部动作片，正在等上映档期。

　　“其实鄂尔多斯的老板挺好的，挣了钱都投资到了当地。我们这儿的投资环境好，而且，我们是能源基地，大家也都看好。虽然现在鄂尔多斯遇到了经济危机，但是鄂尔多斯还会起来的，不是听说煤炭价格已经起来了吗？”

　　“鄂尔多斯地下探明的煤炭储量有1600亿吨，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鄂尔多斯去年的挖煤量是5亿多吨，使劲挖，才挖了这么多。这样计算的话，鄂尔多斯的煤还可以挖300年，而且我们还在不断地发现新的大煤田。”

　　打不通的电话

　　唯一让陈金柱感到不安的是民间借贷带来的连锁反应。

　　2012年11月1日，星期四下午5点左右，他匆忙结束了和我们的见面。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一笔资金从一个朋友的账上走了一下，却被朋友拖着迟迟没有转给他。第二天是清还银行贷款的最后期限，但是朋友的电话却突然打不通了。

　　很多人把这次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危机称为暴富的恶果。在富裕之后，尤其是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快速获得财富之后，人们喜欢上了以钱生钱的“便捷之路”。没有人能说清楚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风是从什么时候刮起来的—等人们回过神的时候才发现，身边的人都在拿钱放贷或者帮人放贷。

　　一个在北京定居的鄂尔多斯人说，有可能是暴利行业滋生了民间借贷，那些最早开始做煤矿的人，借了亲戚朋友的钱，几个月之后就获得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收益。鄂尔多斯人天性淳朴，不好意思独享这份收益，会拿出利润的一部分还给当初借钱给自己的亲戚朋友。

　　“你想，你从亲戚那儿借了100块钱，三天后，你用这100赚了300，你还好意思只还给别人100？一般都会多给人家5块10块的。把100块换成100万，都是一个道理。”

　　这股风潮在房地产热中被推到了顶点。拿着高利贷的人，把钱投入到了利润丰厚的房地产行业，房价上涨，放贷人的资金翻倍，新的资金重新涌入高利贷市场，一轮又一轮。但随即，房价在去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下冷却了，热起来的高利贷却蒸发了—放贷人和借贷人，都被套住了。

　　鄂尔多斯人有一种外人不太能理解的逻辑：他们认为鄂尔多斯的煤是挖不完的，相信只要有煤炭，这个城市的快速发展就可以持续。这种认识是基于鄂尔多斯的富裕并不像中国其他城市那样，是一小部分人的奇遇，而是整个城市的富裕。

　　借助煤炭经济富裕起来的鄂尔多斯，将大量资金投入在城市化建设中，财富以拆迁补偿的方式惠及到更多普通人身上，2011年，鄂尔多斯核心城区的拆迁补偿高达每平米8000元。大部分鄂尔多斯人的原始财富都来自拆迁补偿。而财富分配的另一个方式则是民间借贷。一般城市银行的信贷总额为当地上一年GDP的130%，但是2010年GDP超过2600亿元的鄂尔多斯，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不含个人消费贷款)却不足一半(数据来自《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这些数据表明，支持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资金主要来自民间。

　　在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官方月息”一般是2.5%。借出100万，一个月后利息就2.5万元，完全能够满足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这还是不算利滚利的收益。于是很多鄂尔多斯人借款到期并不急于取回本金，而是将利息和本金重新借出去。

　　煤炭、房地产和民间借贷形成了鄂尔多斯独特的内循环财富分配链条。由煤炭获得的收益，支持了城市化建设。城市化建设一方面刺激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将财富通过拆迁补偿的方式分配给更多人。人们通过民间借贷，将这部分资金又重新投入到煤炭和房地产。

　　一轮又一轮，像一场帽子戏法。

　　“你可不要把我给‘报道’了。回头政府收拾我怎么办？”

　　60岁的杨先生一开始就这样声明。这位在鄂尔多斯做了20多年实业的人，去年刚进房地产行业就被套住了。“现在做生意肯定难啊，到困难时期了，那还能怎么样，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他和20个多朋友一起投资了一个集餐饮、娱乐、住宿为一体的房地产项目，占地2000多亩—他投了2000万元，占这个项目的3%。

　　“做了20多年自己的小生意，到最后没忍住。我是后悔，辛辛苦苦20多年，一下子就套进去了。还能怎么办？先等着吧。”

　　“如果再来一次，我肯定不会做房地产了，但当时谁也预料不到未来。”杨先生现在一心只想着把自己牢靠的小生意做下去。“我还准备收缩一下销售线，以后我们的产品只固定在鄂尔多斯销售。”他说：“一方面是顾不过来，再说了，做生意不是一定要把谁挤出市场，大家都能生存，我看就挺好。”

　　正说着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进来了。挂了电话，杨先生解释说：“是银行打来的，我给一个朋友担保了贷款，现在他还不上。电话就打到我这里来了，我也没钱，但是我跟他们说我不会躲起来。”

　　“如果不是去年这一遭，我多惬意啊，全国各地转转。现在不行了。我要是不在鄂尔多斯，银行更不放心了。我就留在这儿，哪儿也不去，虽然没钱还银行，但是一打电话能打通，知道这个人能找到，大家就都踏实了。”

　　他歪在沙发上，临窗抽起了烟，又坐了一会儿就起身离开了。走到门口，又转身对我们说：要是因为你的报道了我出了什么事，我可要找你。

　　我们问了一个不相关的问题：“听说鄂尔多斯有一个企业家联盟，这个联盟大约有五六十个会员，都以做实业的为主，为什么那里面几乎没有做煤炭生意的呢？”

　　“因为穷人和富人是不对话的。”他出门时这样回答。

　　打车上厕所

　　这个城市最富的时候是值得怀念的。“第一天开出租，晚上回去一算账，赚了300多块。我就跟我媳妇说，照这么弄，咱们很快就能发财了。”出租司机马建是沈阳人，去年年初刚刚到鄂尔多斯的时候，他心里一片光明。

　　“后来对道路熟悉了，赚得更多了，每天晚上回去都是千儿八百的，最多的一次有两千多。那时候这儿的人有钱，得瑟。有一回来了一个人，说哥们儿你到前面厕所停一下。下去的时候给了20块钱，就再也没上来。那段路我瞅着也就200米。”

　　“平时把100块钱一放，说不用找了的人也很多。有一次我提醒了一下，我说这是100，不是10块。那哥们儿歪着脑袋不讲理，说怎么着，我说的这是10块就是10块。”

　　“以前我们在火车站那块儿拉活儿是要挑人的，人多的不拉，行李多的不拉，瞅着不顺眼的也不拉。就那样一天下来，想歇会儿也都没时间。为什么那么多人？外面来这儿做生意的人多，都知道这儿有钱，上这儿淘金来了。”

　　“但是到了去年国庆节一过，就不行了，眼瞅着街上人就少了。好多回家的人都没再来。等过了年再看，人又少了一茬。所以现在我们的生意也不行了。”

　　“这地方现在闹得可惨了。有时候我们开车经过，看着盖得好好的楼，挂个牌子卖不出去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就是给房子和高利贷闹的。”

　　2011年10月是鄂尔多斯的分界点。

　　之前，这个城市富得让人嫉妒，之后，当地经济和天气一样迅速转入了寒冬。引发这场危机的是房地产和高利贷，危机后情况最糟糕的也是这两个领域。在房地产最热的2010年，市区人口只有65万的鄂尔多斯，商品房销售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米，这个数据意味着每一个市民平均购买了超过15平方米的房子。当年鄂尔多斯的房地产企业有442家，几乎每一个能源企业都有房地产开发项目。有人这样形容鄂尔多斯模式：将地下的煤转变为财富，然后存入地上的存钱罐—那些永远也不开灯的房子。

　　10年间，鄂尔多斯的房地产价格从1000多元，涨到了最高2万多。对比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北京上海等城市，没人能看懂鄂尔多斯人对房子的热爱：在价格不断高攀的房地产市场上，却几乎没有二手房销售市场；空置的商品房，即使没有人租，也绝不降房租。投资房地产的鄂尔多斯人似乎更看重资产本身的升值，而非收益。

　　“说房地产不行，不行是被那些坏人搞坏的。我手里现在也还有几千万的房子，我是真正靠炒房子发财的，我也不回避什么。”一位姓宋的中年男人，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对我们说。他身材矮胖，穿着咖啡色风衣。几天前，他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控诉鄂尔多斯房地产商的消息。他在微博里写道：

　　“内蒙古鄂尔多斯兴蒙集团老板杜霖原来是一名老师，后来靠民间非法集资起家，主要经营房地产，经济危机出现后，他不积极应对，而是将自己的一名司机和同学推在台前处理债务，他躲在幕后连电话都不接，然后以公司会议研究决议将所有债权人的利息从3月份开始停付，本金又不付给债权人。”

　　“我发微博，纯粹是为了朋友。他们被坑了，钱被开发商拿走了，现在人也找不到。这个公司开了个会就说利息不还了。国家都说了保护银行利息4倍以内的民间借贷，他凭什么说不还就不还了？”

　　“那个开发商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要说有什么关系，就是我曾经在他那儿买过房子，后来更名的时候，他黑心的收了我3%的更名费。这个费用纯粹是房地产剥削购房人的钱，没有一点法律依据。”

　　宋先生是鄂尔多斯人，大学毕业后回到了鄂尔多斯做财务顾问的工作。2005年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后来跟着鄂尔多斯的房地产热，边工作边开始炒房。他的专业性让他在这次鄂尔多斯的经济危机中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像高利贷这种事情，政府就不应该护着那些人。我们去找政府，政府还对我们说‘赚钱的时候你们就赚了，现在赔钱就闹起来？’话不是这么说的，赚钱的时候，大家都赚钱，财政收入没受益？鄂尔多斯现在能发展这么好，民间借贷现在这么严重，政府没责任？”

　　“我买的房子大多数是商铺，没受多少影响。但是弄完手里的我也不准备再搞房子了。我想清楚了，房子70年产权，这是投资品还是消耗品啊？我不准备弄了。”

　　“我身边的几个朋友在考虑移民的事情，我也在考虑，为了孩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