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反腐居国家难题之首 专家:公务员收礼限300元

　　生态文明背后的理论支撑

　　黄宏

　　公众推举的第七难题：

　　资源、环境、生态危机凸显，如何建设美丽中国总得票率：77.73%

　　紧迫程度3.62 复杂程度3.43 尖锐程度2.90 关注程度3.42

　　(最高值为5，最低值为1)

　　入选理由：当前，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越来越凸显，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严重，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没有根本遏制，只有建设美丽中国，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建设美丽中国，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同时，生态文明本身也是中国发展的新机遇，有利于抢占以绿色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赢得新的发展主动权。

　　十八大报告：“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是一个系统工程，称得上是国家级的难题。十八大将“美丽中国”写入报告，表明我们党充分认识了资源、环境、生态的现实困境和深远意义。

　　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和贯彻十八大精神，进一步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直重视广泛借鉴吸收世界人类文明成果，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无论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还是加强党的民主建设等，都是党充分借鉴了世界人类文明的成果进行的理论创新。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要克服一些过去相对狭隘的思想观念。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区分为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在不是战争年代而是和平建设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基石在不断加强，这些年来我们根据时代条件变化挖掘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题中应有之义。

　　比如我们现在强调科学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马克思认为那些“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的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本身就是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告诫我们：“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和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一种把自然、环境和生态摆在对人的优先地位的观点，深刻体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它充分说明了在人与自然、环境、生态的关系中，自然、环境对人具有客观性和先在性。罗马俱乐部把生态问题作为一个需要全人类广泛关注的问题提出来，是因为这是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有着全球化的、预见性的眼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历史观和环境哲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已经进入一个“人们在肉体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的时代，在全球关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生态价值已经具有超国界性的特征，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对自然界开始报复人类，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社会动乱，一次次敲响警钟。尽管他们坚持利己主义和大国优越感，一次次地把大量污染性的工业，甚至工业垃圾转移到不发达国家，为了达到保护自己国内环境的目的，不惜加剧全球环境污染，但很多有识之士已经对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提出了批判，民间环保组织、绿色运动蓬勃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构建生态文明，表明我们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承担起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就一个社会的和谐来说，当然存在多种需要协调的关系，但归根到底，无非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就这两方面来说，人与自然、与环境、生态的和谐更具有根本性。它是整个社会各种因素协调的基础。

　　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其后1980年联合国制定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到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等5个文件，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切说明：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全球视野和世界主义的胸襟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置全球价值于不顾，眼睛只盯着本地区的发展，甚至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危机的生态霸权越来越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爱护地球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园，越来越成为一个超越国界、超越种族、超越信仰的人类共同价值观。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消除了资本追求利润冲动下对自然的掠夺，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为了追赶发达国家，我国长期沿用的传统扩大外延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以资源换增长，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的态势，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制约，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已经出现“新结构危机”。因此，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环境和生态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是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更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和基础，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和重视。

　　我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就制订和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1997年，可持续发展与科技兴国战略一起写进了党的十五大报告。党的十六大报告更是把科学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中指出了坚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并强调要促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科学发展观是面对现实挑战作出的理论选择，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处在大规模的经济恢复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把生产力的增长放在第一位；可是到了今天，生态文明问题日益引发关注，这就为我们将其纳入我们的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这不仅是对现实挑战的理论回答，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的继承和发展。

　　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充分表明我们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承担起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