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反腐居国家难题之首 专家:公务员收礼限300元

　　“国家级难题”调查结果排名

　　调查结果显示，“当选”的前十大难题分别是：“腐败多发高发，反腐不力亡党亡国，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得票率为100.00%)、“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如何科学分配好蛋糕”(得票率为97.16%)、“如何让底层公众买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得票率为86.75%)、“权力与资本结盟加剧，如何防范绑架公共权力”(得票率为82.36%)、“盛行官本位，如何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得票率为78.99%)、“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不断，如何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得票率为78.50%)、“资源、环境、生态危机凸显，如何建设美丽中国”(得票率为77.73%)、“维稳越维越不稳，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保持社会稳定” (得票率为73.56%)、“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如何持续快速发展，做更多更大蛋糕”(得票率为72.89%)、“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如何落到实处”(得票率为72.36%)。

　　对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

　　(一)前十项国家级难题中的八项集中于政治和社会领域，要实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亟需迎头赶上

　　综观评选出的十项国家级难题，其中“腐败多发高发，反腐不力亡党亡国，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权力与资本结盟加剧，如何防范绑架公共权力”、“盛行官本位，如何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不断，如何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如何落到实处” 五项指向政治建设，占比50%；“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如何科学分配好蛋糕”、“如何让底层公众买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维稳越维越不稳，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保持社会稳定”三项指向民生与社会建设，占比30%，指向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各一项，分别占比10%。

　　数据表明，在公众心目中，当前中国的国家级难题更多地集中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难题占十项难题的80%，远远高于经济、文化和生态领域。梳理受调查者意见，以下几种认识较为普遍，值得重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果要更公平地让全民共享；一些计划经济下的体制机制还在运转，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导致社会矛盾越来越凸显，亟待改革；温饱问题已经普遍解决，已不是公众关注重点，当前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重在盼望更公平公正的体制机制，要有更清明的政治、更健康的社会，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发展亟需迎头赶上，真正实现“五位一体”全面发展。

　　(二)前十项中的四项难题直指公权力行使失范，规范公权力是关键

　　四项难题直指公权力行使失范，规范公权力是关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2个国家级难题选项中，政治领域共有6个候选难题，其中5个都进入了整体排名的前十位，十项国家级难题中，指向政治领域的难题更是占比50%，社会公众对政治领域改革、突破的高度期待和关注可见一斑。然而，具体分析这五项国家级难题，除“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不断，如何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之外，腐败、官本位盛行、权力资本结盟、官员财产申报4项难题均直接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公权力行使失范的问题。面对这个结果，专家指出，“事实上，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普通公民之间的矛盾，也不是公民和法人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是官民冲突，是老百姓对公权力行使的不满，对公权力违法违规不作为、乱作为的一种负面情绪。如果我们政策是公平的，法律制度是公平的，决策执法是公正的、合理的、合法的，我们的信息公开透明，不存在不作为，都能够积极履行职责，很多问题可以及时地在基层、在矛盾萌芽阶段就被消除或者化解”。

　　(三)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均把腐败问题列为首要国家级难题，部分党政干部对此却相对麻木

　　从分群体调查(党政干部、专家学者与其他)、分地区抽样调查(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及不同的调查方式(网络调查、纸质问卷)等不同角度统计出的调查结果中，“腐败多发高发，反腐不力亡党亡国，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选项得票率或得分均高居第一，可见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受调查者眼中的首要“国家级难题”。其中，腐败问题的紧迫程度的分值高达4.15(满分5分)，复杂程度分值为3.88，尖锐程度为4.03，在各自相应分值中均列首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对此，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吴丕教授指出，腐败问题严重侵蚀社会主义肌体，已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中国的发展，“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已成为执政党与公众的共识。不少受调查者表示，通过学习十八大报告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未来几年有效破解腐败难题充满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党政干部面访调查中，腐败问题虽然也被选为首位，但相较于其他群体的选择而言，紧迫程度、复杂程度、尖锐程度、关注程度的分值不高(分别为3.58、3.80、3.60、3.53，远低于总体均值的4.15、3.88、4.03、3.95)。这可能说明党政干部对于腐败问题已形成“问题并不复杂，但就是解决不了”的麻木心理定势，值得关注和警惕。

　　近几年来，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但腐败行为却并未得到遏制，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越演越烈的态势，充分说明了反对腐败的难度。反腐举措“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如何落到实处”选项入选“国家级难题”第十项，说明当前公众对此寄予厚望，期待由此为突破口真正开创反腐新局。不少受调查者强调，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让所有领域干部如实申报、登记主要家庭财产并公开，这样便于公众监督，相信此项制度的真正实行将给贪污腐败行为以致命打击，且不难操作，深得人心。

　　(四)不同地域受访者对国家级难题的认识高度一致

　　本次国家级难题调查，受访者覆盖了中国大陆东中西部地区。我们对受访者按照东中西部进行了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地域的受访者对国家级难题的排序高度一致(在22个难题中，有7个难题的排序完全相同，同一个难题，在不同地域间的最大排序差别微小)；对这些难题的紧迫程度、尖锐程度、复杂程度、关注程度的评分也大致接近(平均值相差在0.05%以内)。这说明，虽然不同地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差异，但公众对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挑战的认识是一致的。换言之，不同地域受访者的一致选择也从侧面印证，本次调查得出的十大“国家级难题”凝聚了公众的共识。

　　另外，来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生态环境地域的受访者均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如何持续快速发展，做更多更大蛋糕”和“资源、环境、生态危机凸显，如何建设美丽中国”列入自己选择的前十位难题之中。这一方面表明，保持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仍然是社会公众毋庸置疑的重大关切，仍然是党和国家不可动摇的中心任务，另一方面也说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迫切。

　　不少受调查者指出，虽然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也埋下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最突出的缺点是经济发展方式依然粗放，投资率偏高，消费率畸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这种增长方式对中国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亟须转变。

　　(五)温和人群更关注增量进步；理性人群更关注执政党自身建设；激进人群更关注社会公平

　　为更深入地了解受访者对国家级难题的关注方式，我们将所有受访者对22个难题的紧迫程度、尖锐程度、复杂程度、关注程度所给出的分数的平均值(满分5分)分成三个区间：平均值在2.5以下的为温和人群，这类人群的激进程度最低，对现状的满意程度较高；2.5-3.5的为理性人群，这类人群既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也能用理性的眼光审视问题；3.5以上的为激进人群，这类人群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国家、社会的变革抱有十分迫切的期待。通过聚类分析发现，这三类人群对国家级难题的关注各有侧重：

　　温和人群更加关注既有发展成果的巩固和经济社会的增量式进步。如，在温和人群的选择中，“如何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为现代化成果提供有力保障”列第11位，显著高于理性人群(21位)、激进人群(18位)。又如，温和人群将“如何既有效扩大民主参与，又防止劣质民主”列至第9位，而在理性、激进两类人群的选择中则均未进入前10位。

　　理性人群更清醒地认识到执政党自身建设在国家级难题中的意义。如，在理性人群的选择中，“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列第6位，而温和人群的选择是第16位，激进人群更低至第19位。另外，理性人群的选择中，“如何回到群众中去，提升群众的支持度拥护度”排第10位，理性人群对“如何正确看待党内矛盾，增强党内团结”的重视程度也显著高于其他两类人群。

　　相较于发展，激进人群更重视实现社会的普遍公平。如，随着激进程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视程度也逐渐提高。尤其是在激进人群中，“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如何科学分配好蛋糕”超过腐败问题，被视为首要的国家级难题。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如何持续快速发展，做更多更大蛋糕”，在激进人群中的关注度显著低于其他两类人群。

　　(六)未入选前十项国家级难题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有些甚至更关乎根本，需要社会各界提高认识，推动解决

　　分析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国家安全、文化与价值观领域的“国家级难题”选项得票率与得分均较低，普遍排名靠后。“台独藏独疆独分裂势力始终不消停”在所有难题中列最后一位；“领土、领海纠纷等历史遗留难题待解，和平崛起面临挑战”也没有进入前十位；“如何构建国外听得懂，国内受欢迎的新话语体系”的关注程度仅2.35，为所有分值中最低。

　　而事实上国防与军队建设、分裂势力挑战、话语体系建构等远离日常生活的难题，与政治、社会领域的挑战一样不容忽视，有些甚至更关乎根本。对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教授不无担忧地指出：“如我们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我们可能不会输在军事战场上，怕的是在舆论战场上会输掉。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党员干部的思维和话语基本受美国灌输的那套价值观、历史观的影响，缺少自信心。”本次调查中受访者对文化、价值观领域难题的普遍较低敏感度，也印证了这种担忧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解决公众关心、关注的难题是与生俱来的使命。虽然国家安全、文化、价值观领域问题与公众切身利益关联度相对较低，在此次调查中并未进入前十项，但对于国家的强大、政治共同体的维系而言亦具有根本性的重大意义，同样是社会各界与我们党必须清醒认识、努力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