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买豪车如买菜 不屑登福布斯榜

    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在八十年代以前，双方长期“老死不相往来”，在发展水平、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等方面，有着巨大的鸿沟，彼此并非一夜之间就能“接轨”。

    “一线城市”的关键性国际功能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来。因为“一线城市”多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才集中，资讯发达，且最先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进而在这种二元结构之间充当起桥梁。

    这从“北上广”的社会现实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一方面，这些城市的金融贸易中心，与纽约、东京、伦敦、巴黎几乎在一个平面运行，国际商业巨头在这些城市间的穿梭活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另一方面，“北上广”居民从内地雇佣的保姆，有不少还不理解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为什么需要分开使用。

    比尔.盖茨、巴菲特到了“北上广”，和这些乡下人的物理距离也许就在咫尺之间。更不用说，这些保姆家乡邻居家聪明的孩子，可能已经在美国的名校毕业，并在华尔街工作有日，目前衣锦还乡，正以其跨越两个世界的丰富经验，在“北上广”扮演着整合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性角色。

    这也难怪，“一线城市”常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城市，服务业在其经济中的比重比起二、三线城市来要高得多。没有“北上广”的中介，中国内地经济就会和世界市场脱节。

    在一个昨天还不懂得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需要分开、今天就要生产iPhone、明天就要为世界创造绿色能源的时代，“一线城市”最需要的是能够适应变化、跟得上日新月异的经济与技术转型、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力。

    年轻人还没有成功时是“蚁族”，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美国大学生毕业后奋斗，在纽约住地下室、和老鼠同屋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是多少代人之间的传奇。不过，这种落魄，和创造是同步的。

    许多高科技产业，就是在发明者简陋的车房里起家的。等这些人功成名就、有钱住得起豪宅时，对社会而言反而没有创造力甚至停止创造了。比尔.盖茨创建微软时年方二十。Mark Elliot Zuckerberg创建facebook时还不足二十。在硅谷年过四十就“老了”。

    可见，即使在美国这种成熟的经济中，年轻人也最具创新的能力。中国则属于崛起经济，变化比美国剧烈得多。跟上、适应、并最终领导这种变化，则非要依靠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不可。

    比尔.盖茨对世界贡献最大的时候恐怕还是在他创业阶段，而不是功成名就、获得了巨大财富之际。财富和名望反映的是过去的业绩，而非进行时态中的现在。

    用房价门槛把创业期和创业准备期的年轻人驱除出“北上广”，实际上就等于把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人从经济的神经系统中清除。

    西方素来有“旧财富”(old money)与“新财富”(new money)之分。所谓“旧财富”，是指继承财富，许多有闲阶层可以靠着这笔财富而不必工作，在家养尊处优。

    “新财富”则往往是自己创造的财富。创造者们经常是出身寒微的“自我造就的人”，并且一直拼命工作。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旧财富”与“新财富”拥有者甚至选择的居住地点都有所不同。

    比如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纽约曼哈顿上城东区、波士顿的Beacon Hill等等，都是这些“旧财富”拥有者的聚居地。

    而硅谷、曼哈顿下城区等等，则为“新财富”所主宰。这种“新财富”一直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从来不会被“旧财富”所边缘化。美国社会崇拜的，还是“自我造就的人”，乃至在日常生活中你会看到有钱的绅士淑女们对餐馆里端盘子的年轻人十分尊重。

    中国刚刚经济起飞，但在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发布的《全球生活成本》的城市排名中，北京位居全球第9，上海第11。

    这种地位显然是被高昂的房价所推上去的，而中国的人均GDP也才排在世界第98位。这就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很难在生活费用如此高的大城市生存。

    如果我们把房价作为“一线城市”的准入门槛，使那些有智力资源而暂无经济资源的年轻一代不得其门而入，那么“北上广”就会迅速沦落为“旧财富”的城市，使之从中国经济的引擎蜕化为寄生阶层的堡垒。“逃离北上广”所说明的，是社会流动的停滞、中国正在迅速地化石化。

    作者薛涌，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著有《美国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