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讲述执业困境：住宿房间被警察1夜查6次

　　取证难问题并不仅仅令刑辩律师头疼。徽商律师事务所主任吴正林向半月谈记者反映，在非诉讼案件中，一些部门要求律师必须出示法院立案通知书等证明文件，才允许律师查阅、调取相关信息。

　　而按照律师法规定，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律师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他向合肥市房产、土地等部门提出查阅信息的申请时，曾多次遇到类似情况，导致取证过程非常艰难。

　　除了

“老三难”，“民告官”的行政诉讼类案件立案难的问题也非个别。遇到这种情况，律师只能逐级申诉上访，法院信访部门则逐级下转，大部分案件都是不了了之、石沉大海。

　　律师困境凸显司法纠结，理顺公私权关系仍需制度层面持续发力

　　安徽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副处长、省律师协会副秘书长余锡文认为，随着我国法治建设步伐的加快，律师作用越来越凸显。律师参与领域不断增多，律师执业过程中可以介入案件的时间段明显增加，律师阅卷范围增加的同时，对其阅卷、调查取证等限制逐渐减少。总的来看，律师执业权益得到保障的趋势是逐渐增强的。

　　尽管如此，近年来的一些案件中，律师被侵权的案例仍层出不穷。有的地方法院领导的一句话，就可以取消律师本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有的法院不允许律师带电脑出庭，直接影响律师辩护质量。

　　余锡文认为，律师权益保障难题成为顽疾，其背后凸显的是公权力膨胀以及对私权的侵蚀。律师大多数情况下代表的是私权，在中国对公民的私权保护逐渐完善的大趋势下，公权力行使者应学会善待私权、善待律师。

　　安徽省律师协会通过抽检近5年全省法院、律所1365件刑事案件进行统计、测算，形成了《安徽律师刑事辩护执业状况调查与反思》报告。报告中建议，应当废止与律师法相冲突的一些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某些地区侦查机关妨碍律师行使权利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部门内部的规定。在法律效力上，这些规定肯定低于律师法，但实践中，却被部分司法人员当做挡箭牌。

　　王亚林建议，应当完善救济制度，引入程序性制裁理念。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中只规定了律师的权利，对于权利遭侵害时所应得到的救济却只字未提。所谓程序性制裁，是指警察、检察官、法官等违反法律程序所应当承受的一种程序性法律后果。

　　这种后果就是其诉讼行为被宣告无效，受这些程序性违法行为直接影响的证据、起诉、判决、羁押命令等全部失去法律效力。“这种制裁措施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震慑力是相当大的，无疑能够有力保障律师和当事人权利。”(记者 程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