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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岷县小寨村近些年以“中国第一乞讨村”的说法进入公众的视野。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村?为什么如此多的村民涌到沿海城市行乞?2012年第一天,早报记者赶到小寨村探访。 “别跪了,站起来。”这条曾在小寨村随处可见的扎眼标语,如今已悄然更替为“教育改变命运,知识创造财富,学习充实人生”。这个因乞讨而闻名的小村子努力实现着自我救赎,改变正在发生:外出要饭的人数逐渐减少,曾经“笑贫不笑乞”的民风也已消散,行乞在当地变得越来越见不得人。 ■走进“乞丐村” 父子俩的另类成名 从岷县县城往西南方向走35公里,顺着一条沟壑旁的水泥路,行至山沟深处,小寨村就在眼前了。背负着“乞丐村”之名的小寨,原先是一个乡,2004年底,小寨被合并到中寨镇管辖。 小寨村的“名人” 通往小寨村的汽车上,记者曾如此想象它的模样:封闭、绝望、挣扎。但真正来到小寨,记者多少有点“失望”:眼前的小寨,和西部的大多数山村没有太大的区别,它甚至显得有点热闹。记者在入村的十字路口看到,小寨的房子大部分是土坯房、砖瓦房,偶尔有几座二层小楼显得异常醒目。一群老人在村口玩纸牌,旁边有几个年轻人正在打台球。集市街道两侧估计有上百家业户,药材店和小饭店居多。 记者一打听,很快就找到李尕猴的家,他可是小寨村的 “名人”,培养出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的儿子李玉平曾在小寨初中校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在当地曾掀起极大的波澜。 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家里太穷,甚至连一包1元钱的盐巴都买不起,李尕猴带着7岁的儿子跟着村里六七名老人去成都要饭。李尕猴在街头拉二胡,儿子则伸出冻得红彤彤的小手。那年他带着孩子去了两次,第一次没要着钱,还被收容了。下半年爷俩又去了,这一次在成都的夜市要了一个多月,结果讨来300元。这些钱变成了300斤粮食,这对他们家来说,可是救命的粮食,一家人塌实地过了个年。 他有两个“最早” 李尕猴的屋里挂着儿子儿媳的巨幅结婚照片,房间里有一个有些破旧的沙发,桌子上是一台小彩电。他家在小寨村算是最穷的一批,原因很简单,用他的话来说“我是最早出去要饭的,也是最早不去要饭的”。尽管穷,但李尕猴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供孩子上学。他至今还记得,儿子李玉平责问他的场景——“我都这么大了,你到底啥时候让我上学?”儿子的话说得李尕猴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此他再没带孩子出去乞讨过。 李玉平考上大学那年,李尕猴非要陪儿子到湖北的学校报到,就想看看大学到底啥样。但回家的路上,为了还儿子上学欠下的债,李尕猴又开始沿街乞讨了。儿子听到消息后很快赶来,将父亲劝回了老家。记者采访时,李尕猴从里屋翻箱倒柜,找出了两张银行催款单,一张1500元,一张3000元。“为了孩子上学,我到现在还拉着1万元的饥荒,但是这个钱花得值。”李尕猴说。 现在,李尕猴家里有三亩两分地,全种着药材,加上外出打工,一年也有上万元的收入。去年,李尕猴把老房子翻新了,又欠下1万元的债。不过,李尕猴对此没太看在眼里,他说明年自己要去内蒙古打工,这些钱都会还上的。“儿子有志气,将来挣大钱了,我的后半辈子就不用愁了。”李尕猴喜滋滋地说。 李玉平已经毕业,在无锡一家网络公司工作。2005年,这个村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他就读过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这篇文章在村里、镇里、县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也因为这篇文章,李玉平曾接受过众多媒体的采访。 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在李尕猴家,记者拨通了李玉平的电话。李玉平说,自己当年写这篇文章,就是因为小时候跟着父亲去乞讨,内心深处始终抹不掉这段痕迹,很痛的心痕。他不想看着更多的孩子被带出去行乞,不想自己的老家一直被冠以“乞讨村”的恶名。因为这篇自揭“家丑”的文章,李家还一度招致了很多村民的不满,甚至是无礼的谩骂。“当时村里的乞讨氛围很浓,越来越严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这几年情况不一样了,老家变化也很大,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李玉平说。 父子两人的另类成名,折射出的恰好也是小寨村的另类成名史。新世纪以来,一向鲜为人知的小寨村突然因为乞讨而在全国知名,每到年底或某个重大的节庆活动,小寨村就会迎来记者,他们的惟一采访指向就是——揭秘全国第一乞讨村。10多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寨村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行走在去除“乞讨村”恶名的自我救赎之路上。 “打工”有另一层含义 ■记者调查 岷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康平提供的一组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变化,这几年来从外地遣送到岷县的人越来越少。2009年县里接收了11个村民,其中只有5个是岷县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让去接岷县乞讨者,结果去了后发现都不是岷县的。 记者在小寨及周边山村探访过程中,也明显地感受到村民对乞讨的态度和观念已经改变。乞讨,在当地人看来也是不光彩的事情。 外出乞讨的人少了 1月1日中午,记者向村口一些晒太阳、打纸牌的老人询问有没有从外地回来的乞讨村民,可能问得太直接了,大家都是讳莫如深,摇摇头说不知道。其实,据同行的当地人吕文智透露,在小寨村、水坪村、虎龙村等村落,有乞讨经历的村民占到六七成。以前,大家乞讨回家,相互之间还炫耀一下自己的“收成”,交流一下不同城市的行乞“行情”,但现在变了,外出乞讨的人确实少了,即使有人出去干这事,也大都对村民说是“外出打工”了。 记者在村口磨了半天,才有人说,村里有一些二层楼的,其中很多是以前要过饭的,但他们都说是在外面 “打工”,让记者去试着打听一下,“人家愿不愿意对你说就不一定了”。还有村民对记者说,前几年曾经有过“租”孩子外出要钱的,不过现在没有了。 村口有一座二层楼,一楼开着小商店。村民说,这户姓杨的村民刚从外地回来,常年在外面要钱,已经要了20多年。记者走进商店打听老杨是否在家,一名妇女一听是记者,明显有些不快。她说老杨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且他早就不乞讨了,在外面打工挣钱,还小声嘀咕着:“有些人就愿瞎传话。” 沿着小寨村的集市道路往山里走,途经大古村、水坪村,这些村子前些年也有大批村民外出行乞。大古村一名姓董的村民对记者说,自己的姐姐一个月前刚出去乞讨了。“去年她到深圳打工,结果被电子工厂给骗了,一分钱也没有拿到。这次是跟着别人去外地要饭了,要点钱好过年。”小董说,姐姐出去后,一直没有给家里来个信,家人都很担心她。 “要钱人”也自认不光彩 水坪村口,几位正在晒太阳的老人听到了外地口音,说话明显收紧了口风。随行的吕文智用当地话告诉他们,这是自己的朋友,没有别的事情,只是来了解些情况。老人们这才慢慢地放松下来,他们说,以前村子里确实有一些出去要饭的,大家也不避讳,但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说自己出去是“打工”,到底是打什么工,大家不知道。 村里有几个孩子正围着摩托车玩耍,记者说要打听一下村子里出去 “要钱”的人。“俺知道,带你去。”一名小男孩答应了记者的请求,带着记者去探访乞讨人家。沿着越来越高的山路走了一刻钟,记者来到了一处装修还算不错的房子前。一名男子刚锁好门打算外出,看到来了客人,热情地将记者让进屋。可小男孩刚把来意一说,男子的脸色就变了,坚决说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怎么可能去干这样的事情。记者离开后,男子还很不放心地跟着记者走出了500多米,看到记者离开了村子,才转身离去。 至此,记者前后调查了近10户村民口中的“要钱人”,只有3户承认行乞过,但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外出都是在“打工”。这些外出行乞的人,内心深处也认为行乞不光彩。炫耀变成羞愧,这样的变化毕竟是一种好事,观念的变化终会让“行乞风”烟消云散。 ■新闻背景 “乞丐村”的由来 “乞讨是一种耻辱!被外面的人说成是乞丐村,我们这些村干部,心里很不好受。”小寨村村主任董福忠说,小寨村发家的第一批人是靠行乞,但是他再三说,现在已经有80%的人改行了,“原先厉害的时候,一年能有400多人出去要钱,现在已经很少很少了。”2005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从那时候开始,村民不再大量种植青稞,而是改种当归、黄芪、党参等中药,再就是很多村民到新疆、内蒙古打工赚钱,外出行乞的人减少了很多。 岷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康平说,小寨村村民外出乞讨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岷县志》中记录着:“1960年,由于连续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误,发生严重饥馑,形成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 在中寨镇政府,行政秘书赵建平给记者提供了一份材料,这份名为《关于中寨镇小寨片等村部分群众外出讨要问题的汇报材料》写着:中寨镇平均海拔2300米,年降雨量502毫米,现有18个村委会,全镇7521户,总人口36996人,有耕地32623亩(其中山地21123亩,半山地9400亩,川水地2100亩)。全镇人均耕地0.92亩。2010年人均收入2354元,而2010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小寨片涉及讨要的包括虎龙、水坪、峪谷、兴裕、珠治、出扎7个村。 赵建平说,小寨片由于地处岷县北部山区,干旱少雨,生态脆弱,灾害频繁,致使部分群众外出乞讨。在讨要过程中,部分群众觉得讨要来钱快、不费力,产生了好逸恶劳的思想,慢慢把讨要作为谋生的手段,并开始走上职业化讨要的道路。特别是个别群众,通过讨要盖起了新房,购买了三轮农用车、摩托车等,家庭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化,有的甚至成了当地的富裕户,给部分群众带来了负面影响,产生了误导和诱导,把讨要作为增加家庭收入的途径,有的利用孩子寒暑假携带学生外出讨要,给孩子成长和教育诸多方面带来了不利影响。 也有部分群众在外出务工过程中,由于文化水平低,没有一技之长,凭苦力挣钱收入少,而且时常发生老板拖欠工资的事,使个别人产生行乞的念头,逐渐走上讨要为谋钱的路子。也有部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群众,由于婚育观念落后,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政策,携妻带子去外地讨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