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探秘药价黑幕 白衣天使成最大药贩子(图)

郑州药交会，探药价黑幕！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朱幼棣怒斥：“医生成了最大的药贩子，为数千年来所未有！”

　　阅读提示：针对药价虚高，国家发改委近年来先后29次降低药价，但是百姓却始终“没感觉”，这是为什么？各大主流媒体屡屡曝光某些药品的医院销售价是药企出厂价的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但是药价虚高依旧，这是为什么？众所周知，有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在不遗余力地推高药价，

　　第66届全国药交会，12月初在郑州召开，同时，第二十届中国医药企业营销高峰论坛也在郑州举行。药商盛会，必然热议药价。提及“天价芦笋片”事件，药商们依然心有余悸。正是这一事件曝光，把药价虚高的真相揭了个底朝天。

　　“天价芦笋片”事件发生在2010年5月。长沙的韩女士患了卵巢癌，在湖南省湘雅二医院做化疗。化疗后，医生建议她服用芦笋片以辅助抗癌。湘雅二医院的芦笋片每瓶价格213元，但是韩女士发现芦笋片出厂价仅15.5元，市场上每瓶30元就可以买到。记者曝光后继续调查发现，这种在四川生产的芦笋片进入湖南省招标药物目录时价格已是136元，即便医院按照国家规定加价15%，售价也不过156.4元，而医院却卖213元，是出厂价的13倍多。曝光以后，利益链条就收敛了吗？No，他们依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今年又有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被曝光。这药在山东的出厂价只有6毛钱，但在北京的中标药品目录中是每支11元，医院再加价15%，卖给患者每支售价12.65元，是出厂价的21倍。

　　还有，山东生产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出厂价仅3毛2，中标价却是18.49元，医院加价15%售价21.26元，是出厂价的66倍。

　　十几倍、几十倍的巨大利润空间，由利益链条瓜分，这个巨大的利润空间是对国家、人民的巨大伤害。

　　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

　　省级代理商和医药代表拿到药厂的某个药品的代理权后，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想办法进入各省的招标目

　　录。过了省级招标采购关，才可以进入医院。招标采购由各省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想进招标目录，先找卫生行政部门的招标负责人，红包是少不了的，少则5000元，高的两万元。

　　给招标负责人送红包后，他会帮忙，提供一个评标专家组的名单，这些专家都需要一个一个“拜访”，“拜访”的行情是每人一两千元、两三千元。

　　药品中标后，并非万事大吉，因为医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首先要找到院长和药剂采购科长，根据医院大小和药品价格，每个人送两万元左右的红包。”业内人士说，“这两个人通过后，药品才算真的进入医院的库房了。”

　　药品进了医院，还没有用到患者身上，也就是还没有最终卖出去。接下来要看药品适合哪个科室用，然后找到科室主任，谈判提成比例，或者干脆直接找医生公关。

　　医药代表还得拜访门诊药房的人，送上礼品、红包。“这样门诊药房才会给医院库房下单子，药才会到门诊药房，患者才能取上药。”

　　“还有一个不能漏的人，那就是统计处方的人，这也是有提成的，业内叫做‘统方费’。”业内人士透露，每个月月初，医药代表都要找到统计处方的人，统计具体哪个科室、哪个大夫开了多少药，“根据统计结果，给开处方的大夫送上他们该得的提成”。

　　有医药代表开玩笑说：“药价为什么会越来越高？你没看医院的大楼也是越盖越高吗？有些医生的汽车越换越好吗？”

　　医生吃了最肥的那块肉

　　这个利益链条不像江湖上那样论秤分金银，斤两一般多，而是按作用大小各取其利。“药价虚高里最肥的那块肉谁吃了？”业内人士说，“当然是开药方的医生。”

　　按照潜规则，给开处方的医生提成，小公司的药提成比例是药价的20%至25%；大公司的比例会少一些，是药价的10%至15%。“大公司的提成少，但福利会好一些，除了组织旅游活动，也会赞助会议搞学术推广，还会赞助医生到国外参加会议、研修、访问。”

　　一名医药代表说：“我们医药代表收入确实不错，一般每月都有一两万、两三万元，这些钱全是来自药品提成。但我们这个收入远远低于拿回扣的医生。”以某种妇科中成药为例，省级代理的供货价是每盒10元，医院的进货价是39元，然后医院以45元的价格卖给患者。医生每盒提成10元，医药代表提成5元。另一种治疗肝病的中药，省级代理供货价是每盒12元，医院卖54元，医生的提成可达12元。

　　医药代表还透露，越是高价药越挣钱，越是进入大医院越挣钱。以某种抗生素为例，卖给患者是132元一支，每次输液是两支，每支大夫能提成50元，而医药代表的提成是5元。“一个疗程一般是7天，你想想大夫能提成多少钱？在大医院，稍微有点名气的外科手术大夫，每个月光提成就可能有三四万元。”

　　据医药代表介绍，肿瘤药物和抗生素最挣钱。“有的一两千元的高价特效药，大夫开一支甚至就可提成500至800元。”

　　营销自然人，绰号“药虫子”

　　国外大型药企和国内大中型药企的药品销售环节是自己来做的。但是，目前我国有4000多家药厂，其中60%的药厂规模不大，年销售在5000万元以下，它们根本没有销售队伍，而药品的销售必须靠人来打通各个环节，于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粉墨登场，按照医药界的行话，他们叫“营销自然人”，还有一个绰号：“药虫子”。其实就是卖药的个体户。

　　“药虫子”做小药厂药品的代理人，别小看了这些个体户，他们的能量更大。他们有的是转行的医务人员，有的是资深医药代表，也有的是政府官员的亲朋好友。他们不具备法人资格，往往挂靠在当地某个医药公司。

　　据悉，目前全国有上百万的“药虫子”，他们运作的临床用药数目巨大。像“天价芦笋片”，就是“药虫子”运作的。“天价芦笋片”所有利润中，药厂占20%，“药虫子”占20%，医生占40%，其余20%是各个医药公司的“走票”费。

　　“走票”是医药销售环节的黑幕之一，有“药虫子”就有“走票”。以一个出厂价10元、零售价92元的药品为例，“药虫子”以医药公司A的名义，以10元的价格从厂家购药，然后医药公司A以20元的价格给另一家医药公司B开票，B公司付20元给A公司，A公司只赚其中6%的开票费，其余的9.4元返给“药虫子”。然后B公司再将药品以30元的价格给C公司开票，B公司同样也只赚取6%的开票费。以此类推，经过若干个公司，最后到医院的价格为80元，医院再加价15%卖给患者，这中间就有70元的利润，而“药虫子”需要付出的只是每经过一个公司的6%的开票费，但是最后给医生的回扣却是很高的。

　　在整个“营销”过程中，走的只是票据，药品其实是从药厂直接送到医院的。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走这么多中间环节？干脆从药厂直接按80元价格卖给医院岂不省事！可是如果这样，“药虫子”就不能套取现金支付给一个又一个医生，“药虫子”只能通过“走票”来套取现金。原来，按照财务制度，医院都是以支票的形式付款给医药公司的，医药公司之间、医药公司与药厂之间也是支票结算，把套取的现金化整为零分散在各个医药公司，便于套取。同时，多次“走票”，也可以把出厂价较低的药品一步步变成高价药，总不能从10元出厂价一下子提到80元。医院也欢迎高价药，如果药价很低，按规定只能加价15%，是加不了几个钱的。

　　大家常说药品流通环节过多，经过多级代理，层层加价，导致药价虚高，以为各级医药公司吞噬了利润，却原来是利润的大头落到了“药虫子”手里，又转到了医生手里。

　　价格越高越好卖

　　价格一降，该药必死

　　简称“一降就死”

　　医药行业另一个潜规则是：中标价越高的药品，越好卖。

　　在招标过程中，企业通常会提前做公关准备，尽量使中标价格变高，中间的巨大利润被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院以及医生瓜分。这样的药品“操作”的空间才比较大。很多低价药消失之谜也因此解开：国家一旦要求某种药品降价，而利益链条中每个环节都不愿意减少自己的利润，那只能压缩出厂价，让厂家承担降价损失。如果厂家拒不让步，中间的利益驱动机制就不灵，药就卖不动，受伤的还是厂家，所以很多厂家干脆选择停产这种药。

　　针对药价虚高，国家发改委近年来先后29次分别降低某些药物的药价，但是百姓却始终“没感觉”，因为降价药消失了，百姓吃的还是高价药。

　　药厂其实并没有真的停产这种药，而是换个名称或改变剂量重新申请“新药”，而“新药”往往容易获批，再以数倍于降价前的价格上市，等到社会反应强烈，价格部门再启动降价手段，该药就再来一次生命轮回……如此循环，药价也呈螺旋式上升。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于明德会长指出，只要医药公司、医院、医生等各个环节利益均沾的潜规则不改变，虚高药价就很难回归到合理范围。

　　以药养医是药价需要的根源

　　朱幼棣，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原司长，著有《大国医改》一书，剖析中国医改。他在与郑州药交会同时同地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医药企业营销高峰论坛上怒斥：“国际上，仅有20%的药品经由医院卖出，而中国80%的药品由医院卖出，中国医院普遍存在以药养医现象，医生成了最大的药贩子，为数千年来之未有！”是啊，希波克拉底、张仲景、李时珍都不是卖药的啊，而他们的后裔却不乏唯利是图的药贩子！悲乎！根源在于“以药养医”的体制，体制才是“天价药”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微博上，有医生大倒苦水：“物价飞涨！但我当医生15年了！挂号费还原地踏步！合理吗？手术费十几年没变，合理吗？各种诊疗费用永远不变，合理吗？我支持大幅降低药费！但同时将这十几年没有变化的诊疗费用至少提高5倍！”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指出，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医院是公立医院，各级政府给公立医院足额投入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投入普遍不足，只占医院运营所需费用的10%左右，剩下的90%靠医院自筹，然后自我发展，给自己发工资，所以允许医院将药品加价15%卖给患者，这才产生了“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的现象。“院长必须带着医生去挣钱，不然就要饿死。”

　　在世界各国，医生作为高知群体，都是高收入人群，而在中国，医生要实现高收入，必须付出良心、道德、名誉甚至违法的代价。

　　国家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主任孙志刚在接受采访

　　时说，上个世纪50年代，由于政府对医院投入不足，当时实行了药品加成政策，允许医院进药之后加价15%，然后再卖给患者。这个15%收益就用来弥补财政投入的不足。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没有增加对医院的投入，却把医院推向了市场，可以赚钱。医院要创收，来钱最快的就是卖药，因此，原来的药品加成政策，逐步演变成以药养医的这种逐利机制。这种逐利机制，使公立医院偏离了公益性的方向。导致老百姓看不起病，同时老百姓也用了很多不该用的药。

　　要想真正把虚高的药价降下来，首先必须要让药品跟医院的利益脱钩，医院不靠这15%的药品加价生存，同时，政府对医院要增加财政补贴，保障医院健康运行。医生的收入，财政负担一部分，另一部分依靠更高的诊疗费用，体现医生的价值，而诊疗费用则由国家通过医保埋单。这样，既能保障医生利益，又能让老百姓看得起病。这，或许是下一步医改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