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闹市农民工裸体讨薪 举黑心老板标牌游街

年关将近，又到农民工讨薪季节。一张农民工在深圳繁华闹市“裸体讨薪”的照片近日在网上广为流传。

    记者对这起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后发现，一边是企业利用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制造一笔笔“糊涂账”；另一边，在法律证据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民工，维权无门，只好剑走偏锋，从“跳楼”到“活埋”，再到上街搞“行为艺术”，非常规的讨薪方式不断翻新，以此引起社会关注和扶助。

    核心网事

    日前，一张农民工“裸体讨薪”的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引发网民大量转载评论。照片里，在深圳繁华的福田区闹市街头，一个人上身赤裸，下着三角裤，脚踏解放鞋，胸前胸后贴着黑色心形剪纸，头戴一副面具，上书“黑心老板”。左右两旁，各有一人手拿“工钱要不到，是老板黑心，还是工程被层层转包的原因？我们该怎么办？”的牌子，押着“黑心老板”游街，引来大量市民围观。

    网友“已经发胖的老鼠”表示，农民工们也在不断适应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他们开始学会制造噱头，吸引各界的关注来帮他们。

    记者辗转找到了“裸体讨薪”的主角、河南籍的韩文德。他表示，自己和13名老乡去年底参与深圳圳通公司的红岭大厦外墙翻新工程，今年8月完工后没拿到应得的工资，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裸体讨薪”的三个人，按韩文德的说法，右边那个是他本人，其他两个是一起在工地打工的亲戚，其中扮演“黑心老板”的姓李。“裸体讨薪”后第二天，他们两人回河南老家去了。

    圳通公司向记者出示了录像资料，说：韩文德所说的“李某”其实不姓李，也不是什么河南亲戚，而是重庆人，“也从未在工地打过工”。他是收废品过程中认识了韩文德，收了韩文德200元来当“演员”的，“裸体讨薪”后仍在深圳。圳通公司认定“裸体讨薪秀”是有人蓄意策划。

    但是据记者了解，经过多年努力，深圳市已经形成了一套打击欠薪的机制，即使是老板恶意欠薪逃匿，也会由政府的工资保障基金垫付，先让工人散去。近一两年来，证据确凿却投诉无门、导致工人采取过激手段的讨薪事件已不多见。韩文德“裸体讨薪”，究竟有什么特别曲折复杂的内情？记者展开了多方调查。

     记者调查

    无凭无据：两笔糊涂账　三方各执一词

    “裸体讨薪”所追讨的，是两笔无凭无据的“糊涂账”，由一系列叫人哭笑不得的“弱智错误”造成。

    这两笔“糊涂账”，一笔是向深圳圳通公司追讨的15万元，一笔是向中间人赵国义追讨的6万元。

    韩文德说，他领着13个老乡，通过老乡、包工头赵国义，承包了圳通公司施工工程的后勤杂工，并与圳通公司约定，根据不同的工种，分别按天计酬和按工作量计酬。工程结束后结算，合计劳务费21万元。这一切都是双方口头约定，没有文字凭据。

    圳通公司项目副经理廖丹青的说法是：这21万元，韩文德按约定变卖工地废品，得款15万元，抵顶劳务费；余款6万元，公司已经以现金转帐支付。

    圳通公司出示的一份收款证明显示：“深圳圳通工程有限公司福田区市容环境提升工程项目部后勤杂工款、外墙翻新改造工程款6万元整于2011年7月20日结清，已全额收齐。本人对结清工程款付款无异议，特此证明。” 赵国义和韩文德在证明上签名、按指印。还有一行手书：“本人同意此款打入赵国义帐户。”文下有韩文德签名。廖丹青解释说：公司财务制度规定，大额款项不能支付现金，双方同意，用赵国义的帐户转帐。

    据此，圳通公司坚持认为：双方钱财两清，各不相欠。

    而韩文德说，变卖废品所得不能抵顶劳务费，因为自己的小团队在“后勤杂工”之外，还受廖丹青指派，做了一项拆窗户工程，变卖废品所得抵顶的是拆窗户的工钱。当时之所以在那张“全额收齐”的证明上签字是“因为受到了威胁”，对方表示“不签字就一分钱不给”。而廖丹青坚持认为，拆窗户已经包含在整个劳务项目中，不可能另计工钱。

    对此，韩文德和廖丹青都拿不出证据。既没有字据，也没有证人，成了一笔死无对证的“糊涂账”。

    圳通公司企图从“侧面”自证清白：整个工程雇用了100多个劳务工，只有韩文德提出了欠薪问题。如果公司有意欠薪，会是这种欠法吗？

    6万元那一笔，韩文德和赵国义必定有一个在撒谎。赵国义承认收到这笔钱，并且已经以现金的方式给了韩文德，但赵国义拿不出证据。韩文德则对记者说：“没收到”。虽说韩文德与赵国义是相识多年的老乡，虽说中国人有重情面不好意思要字据的传统文化，但6万元不是小数目，在深圳特区生意场打滚十多年、自己办有一家公司的赵国义，难道不知道向对方索要一张收条吗？

    韩文德对付赵国义的办法是：四个月来一直吃住在赵国义家，拿不到钱不走。

       延伸阅读

    自我保护意识弱，农民工多陷合同纠纷

    韩文德承认，自己没向任何政府部门和工会等组织举报投诉过。有十多年深圳务工经验的韩文德，不是不知道找谁投诉，而是深知告不赢：白纸黑字红手印，自己确认过工钱已经结清。要想拿到钱，只能靠闹。

    赵国义和韩文德觉得，以吸引人眼球的方式去“闹”，最容易吓住企业乖乖出钱，最容易引起政府重视、严厉查处。

    赵国义说，自己是通过层层转包后拿到红岭大厦装修工程的。“廖丹青以深圳圳通公司的名义拿到装修工程，转包给郑国庆，郑国庆又找到我合作完成。”赵国义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廖丹青与郑国庆签订的合同复印件，上面写着“廖丹青将按福田区审计局最终审定的决算价提留50％”。从这份“合同”看，廖丹青什么都不用干，这样一倒手，就拿走工程款的50％，其暴利不禁叫人倒吸一口凉气。

    但廖丹青不容置疑地说：“赵国义这份合同是伪造的，我从没签过！让他拿合同原件出来。”

    赵国义说，“合同”是廖丹青和郑国庆所签，自己当然拿不出原件，“但见过合同原件”。

    郑国庆拒绝接受采访。

    深圳圳通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海波坚决否认了工程存在转包。他说，项目所有管理人员均为公司职工，工程的周转资金、施工材料及人员工资全部由圳通公司支付。

    这一点，从韩文德的说法里得到旁证：韩文德虽是赵国义介绍来的，但所有钱款，韩文德都是直接与圳通公司结算的。

    此间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表示，“裸体讨薪”当事双方与其说是劳资欠薪纠纷，不如说是合同纠纷更确切。它反映了新形势下劳资纠纷的一种新趋势：农民工一方，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不强，往往轻信资方的口头约定。而知书懂法的企业一方，利用农民工的无知和弱势地位，一方面与农民工作种种口头约定，一方面在关键环节通过文字凭据，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韩文德们遇到纠纷，在讲究证据的法律面前，必定处于不利地位，只能“剑走偏锋”，以非常规手段，借助社会关注、舆论压力来增加自己的维权筹码。

    《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不跟工人劳动合同要处罚，极大的促进了劳动权益保护。但是否跟韩文德这样的“农民施工队”签订劳务合同，目前，无论是法律还是实际监管，都处于真空状态。（乌梦达 吴涛）